进入12月，北京突然冷冽了许多，万物冬藏，调养生息。而岁末年终，也到了我们盘点过去、计划未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至今，不知不觉走过了五年历程。这五年，我们有幸和中国学术共发展，和中国学者同进步。但这五年也有不少学者离我们而去，成为中国学术莫大的损失。其中，有很多学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把他们的学术文章、学术访谈、学术对话，留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留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这些珍贵的绝响在使我们无比沉痛的同时，也让我们无限感佩于他们对学术的热爱和担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以学术生命最后一丝光亮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高敏先生、来新夏先生、吴小如先生、方立天先生、马佩先生、汤一介先生、俞吾金先生、郑杭生先生……他们陆续离开了我们。手里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名单，面对着报纸上这些谓之绝响的文章，我逐字逐句地阅读，希望从静默的字里行间，体会他们的温度脉搏，靠近他们的精神家园。窗外是流光溢彩的霓虹璀璨和不绝于耳的车马嘈杂，窗内是昏黄的灯光和静默的文字。此时此刻，他们的儒雅形象、他们的学术造诣、他们的爱国情怀，纷然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带来吹散冬寒的十里春风。

　　著名历史学家高敏先生于2014年初去世，他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农战史、兵制史、简牍学和历史文献学等领域造诣精深、成果卓著。2013年6月，高敏先生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采访。其间，谈及“史学研究的灵魂”，他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学者历来的优秀传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学术的精髓。我国先贤投身做学问的初衷，基本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又是历史科学存在的价值所在。因此，立足现实，学以致用，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来阐明现实和预见未来，应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由此可见，高敏先生研究历史的旨趣，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在认识和总结过去人类活动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指导现实活动。这些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些闭门造车、空谈误国的学者来说，堪称语重心长、切中要害。

　　2014年7月，哲学史家、宗教学家方立天教授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悲痛。就在之前的4月份，他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专访，谈及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作用，他提出了三个方面，让我们受益匪浅。其一是调整心态。佛教讲“无我”，即不要太突出、太强调自我，这种思想对破除名利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都有意义。其二是提高道德。如佛教的自我定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说明它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要人去恶从善的道德性宗教，对道德建设有普遍意义。其三是推动社会和谐。缘起论强调一切事物相依相对，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同时，方立天先生也从不回避佛教存在的缺陷，比如耗费巨资修庙、造像，一般信仰者倾向于单纯地烧香拜佛，缺乏对道德理念的追求，等等。犹记得方立天先生曾为我们报纸题写“祝《中国社会科学报》引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进入新境界”，这既是对我们的勉励，也是对我们的督促。

　　2014年9月，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走了，但他的思想历久弥新。晚年，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采访时，曾这样阐述他对真、善、美问题的思考：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解决“真”的问题，因为“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人和天两者是互动、不能分开的；“知行合一”是讲“善”的问题，因为中国从《尚书》开始就讲“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儒家思想到王阳明思想，一直在讨论“知行合一”关系问题，而且主要把它看成是首要问题；“情景合一”应该是个美的问题，美感是怎么产生的？美感是在人的内在情感与外界接触以后才有的。这些思想对新时期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有裨益。

　　2014年10月，俞吾金教授的病逝，让许多人扼腕叹息。66岁，作为一个学者，已经积累了宝贵的治学经验，在理论视野、学术眼光和思想深度等方面正处于生命中又一个高潮的时期，然而生命之火，骤然停息，留下太多遗憾。但他依然无愧于“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当中的佼佼者”，他的同事、好友吴晓明教授如是追忆，“俞吾金教授特别强调思想的价值，并致力于哲学思考的大众化”。这种学术特质，在他最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里灿然可见。俞吾金先生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学术正在恢复元气，重建信心，并为走向世界做着准备。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勤劳的中国人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前，一些人是通过魔化中国的哈哈镜——西方传媒来看待中国的；现在，只要他们踏上中国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立即就会发现，他们过去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多么不近人情！他们会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不断有人抹黑中国，其反而迅猛地向前发展，与债务缠身、暮气沉沉的西方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会由此而转向对中国学术的关切。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恢复和积累、开放和交流，中国学术正在重新焕发青春。通过出国学习、交流和讲学及对国外学术思潮的全面了解和探索，当代中国学术正在接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并开启了与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实质性学术对话的可能性。

　　2014年11月，郑杭生先生的辞世十分突然，让我们一时无法接受，因为在这之前他还在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论坛而撰写论文。与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生前有过接触的人，谈及他时，总会频繁提到他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刻的理论见解和宽厚的包容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尽心维护社会学界的团结稳定以及无限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教育事业。对于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他曾提出，社会学在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新型工农城乡等社会关系的重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社会学学术话语权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局面，他曾强调，中国社会学达至学术话语权制高点的进程，与打破西方学术话语权垄断局面的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不容忽视。对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问题，在他看来，要做到“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必须有自己的学术精神和灵魂。他提出并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一是要有世界眼光，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新的成果和趋势；二是要有草根精神，深入到我国基层社会的建设实际，把握制度创新的脉络。这两种精神指向拓宽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研究者的思考境界。

　　这个冬天，让人时常想起的还有三年前那个冬天离开我们的著名诗人、作家柯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接受我们报纸的专访时，谈及自己的理想、信念，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她说，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歌！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时代、歌唱生活……让我们每一触及，都热血沸腾，感奋不已。而当今的新诗创作，诗坛却比较强调写诗的私人化，强调诗要写得朦胧、写出多义性，诗中不可无我，要千方百计地张扬诗人的个性。作为一种流派，这无可厚非。但有的“精英”却完全排斥洪钟大吕，把自我强调到绝对的程度，声称诗人必须向内转。诗人要“不屑于表现自我之外的一切丰功伟绩”——这就误导了不少青年脱离生活、脱离社会，写出许多云山雾罩、不知所云的东西，还自视高深、蔑视群众，离诗歌越来越远，苦恼终身。言及于此，柯岩爱憎分明的性格显露无余，她说，所有的好诗、好诗人统统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律贴上“思想僵化”、“假、大、空”等标签，利用他们的权力或人脉关系，极尽嘲讽和打击之能事。他们可以欺骗青年，但人民群众却不买账。只有为人民歌唱、为人民呼吁、鼓舞民心的优秀诗人和作品，才会一直流传下去。

　　2011年7月辞别人世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承明先生，其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就在其谢世之前，《中国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对他的访谈，这是他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他对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派、方法、思潮等做了细致分析。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的追忆中可知，即使到今天，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依然值得称道。比如，对于如何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吴承明先生对此有三点令人印象颇深的看法。一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怎样才能突破“贫困陷阱”，即通过高积累来填补“资金缺口”。二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有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中国选择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之手来提高积累，并在低消费水平上保障均等消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至于走过头了，那当然不行，因为过犹不及。三是什么体制、什么政策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适合一切时代、所有发展水平和无条件的绝对好、绝对坏。而这一点正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这五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幸陪伴着这些学者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学术旅程。此外，来新夏、吴小如、马佩、罗哲文、何兹全等诸位先生，也都与这份报纸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敬佩、继承和发展。只要他们的文章在、他们的智慧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学术生命就将永远铭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发展历程中，铭刻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事业中，铭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实践中。

　　生命有期，学术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