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李白在《蜀道难》中对蜀道上的行人如此感叹。然而蜀道自古虽称难行，而三千年来往返蜀道者络绎不绝，其中有帝王将相、迁客骚人、士农工商，也有负笈游学的青年学者、传经授道的佛道大师。

　　2015年第一天，记者踏上蜀道，对蜀道沿线的学术活动史迹展开特别考察。蜀道千年来学风流传，堪称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1939年，时任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撰写《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时写道，“念斯文之在兹，惧典型之或失”，立碑以“策励来兹，永垂不朽”。同样，今天对于这些蜀道往事也应梳理脉络，以传诸后世。

　　文翁化蜀，儒墨并进蜀学比于齐鲁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据史料记载，学术史上第一个发生在蜀道上的重要事件是先秦诸子中的尸佼亡逃入蜀，尸佼本为商鞅之师，秦杀商鞅，尸佼自秦入蜀当走蜀道，但缺乏详细记载。蜀道上第一次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学术事件是汉文翁化蜀，自此文翁贤名在蜀道上传颂。

　　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略阳县，位于嘉陵江上游陈仓道上，这里距离成都路途遥远，约有千里，然而在略阳灵崖寺的汉代摩崖石刻《郙阁颂》就记载着文翁贤名。《郙阁颂》刻于东汉建宁五年（172），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是纪念李翕重修郙阁栈道而书刻，颂文最末写道：“佥曰太平兮，文翁复存。”文翁是西汉时人，以文翁再世作为对武都太守的赞颂，可见蜀道上文翁声名之高。

　　班固《汉书·循吏传》以文翁为第一，记载文翁为庐江舒（今属安徽）人，入蜀任蜀郡守，选派十多个蜀生到京师长安求学。文翁还减少蜀郡官府日常开支，购买蜀布、错刀等蜀物送到长安供学子使用。文翁又在成都修学宫，也就是有名的文翁石室，自此蜀地学风大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其后汉武帝把文翁办学的方法向天下郡国推行。

　　2010年在成都闹市区天府广场施工时意外出土的两块珍贵的汉碑——《李君碑》、《裴君碑》，引起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根据碑文记载，李、裴二人都是汉代的蜀守，碑文称为吴国李君、河东裴君，二人与文翁一样都是自蜀道而来。《李君碑》里还感叹蜀道说，“径狭路远，蔽于高山。”学者一致认为这两块碑是我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李君碑》说蜀守李君“珍儒重能”，“拔擢英才”，他积极办学，“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缉熙，荒学复殖”。《裴君碑》则记载蜀守裴君重建学校，“孔修泮学”，“恢兴七艺”，终于“救复衰渐，举道崇行”，赞其“儒宗咏述，永垂亿万”。可见当时中原学术经蜀道传入巴蜀，以儒学为宗，但不废墨子之学。

　　一般认为，文翁石室旧址就是今天成都石室中学所在地，郭沫若、李劼人、贺麟等蜀中大家都曾读书求学于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勋燎研究后则推断，二碑出土地点才是汉代文翁石室的所在地。

　　对于文翁办学这份学术遗产，蜀中历代都非常重视。直到清末张之洞和王闿运入川主持尊经书院，书院中门横匾写的就是“石室重开”四个大字，尊经书院在继承文翁办学传统上又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赞颂其师张之洞是“举巴蜀而齐鲁之者”，就是将张比喻为文翁再世。

　　游蜀受业，佛教大德问学蜀道

　　“登楼破卷识国粹，诵经悉古怀玄奘”

　　巴蜀是古代佛教发达的地区，走上蜀道会发现，现存的广元皇泽寺、千佛崖，巴中南龛石窟，绵阳碧水寺摩崖，梓潼卧龙山摩崖等都是华美的唐代石窟，可见唐代蜀道沿线佛教的发达。

　　唐代高僧净众无相、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都是一流的佛学大师，他们往来蜀道，留下不少传说和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法师。玄奘在踏上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之前，曾在国内参拜求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入蜀求学。关于玄奘的四川求学之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文明、台湾玄奘大学教授黄运喜等学者都做过考证。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等史料记载，玄奘与其兄长从洛阳到长安，但当时佛学大师多避乱经蜀道到了成都，玄奘对其兄长说愿意一起“游蜀受业”。618年，玄奘兄弟二人走蜀道子午道来到汉中，“经子午谷入汉川”，在这里向高僧慧景法师等学习。记者来到汉中考察，仍能看到许多有名的佛寺遗存。

　　洋县智果寺是傥骆道上的名寺，虽然根据现有史料记载，智果寺与玄奘并无直接关系，但作为重要的藏经地仍存在文化关联。记者到达智果寺时，已是傍晚，看护寺庙的蒙老师破例为记者打开寺门。寺内清雅幽静，藏经楼建于明代，楼前有佛门大德题写的对联：“登楼破卷识国粹，诵经悉古怀玄奘。”藏经楼藏有珍贵的明版《永乐北藏》，现移存于洋县博物馆，近年来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主持的“陕西洋县明代藏经整理研究项目”已经开始对这部藏经进行整理和研究。蒙老师对记者说，当地人认为，智果寺藏经都是玄奘从西天取经运来的，智果寺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举行“晒经会”，时间在农历六月初六，与玄奘取经路上六月初六坠水后晒经的传说有关。

　　玄奘从汉中继续前往成都，“西逾剑阁，既达蜀都”，路线应当是金牛道。玄奘极为好学，史料记载，在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上，玄奘不断向慧景法师请教学习，“虽在行旅，恒执经随问，比至益州，《摄论》、《毗昙》，各得一遍。”

　　成都是当时的佛学中心，有许多入蜀的各地高僧，玄奘在成都向道基等高僧学习了两三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其后玄奘出蜀，629年，遍学南北的玄奘踏上丝绸之路，西行求法。由于这种因缘，玄奘大师舍利有一份被供奉于今天成都的文殊院。

　　谈玄注老，道教学者往来蜀道

　　“不可谓非学术上之鸿宝也”

　　剑阁县鹤鸣山在蜀道边，山下闻溪潺潺，山上有珍贵的唐代道教石窟寺，鹤鸣山博物苑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特意为记者打开大门。记者走上山腰一一观看，道教天尊造像较为少见，十二神将造像更是精美，还有五斗米道文化遗存。四川是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今天蜀道上有许多道教文化遗存，除鹤鸣山以外，在绵阳玉女泉摩崖、江油窦圌山摩崖等处都有唐代道教造像。

　　汉末张鲁《老子想尔注》、唐代李荣《老子注》等重要文献都写于蜀道之上，但这两本书都曾长期湮没无闻，庆幸的是后来在敦煌文献中重见天日，前者由饶宗颐笺注，后者由蒙文通辑录，才重新进入现代学术视野。

　　汉中道风悠久，道教史上有名的东汉《仙人唐公房碑》就发现于傥骆道上的城固城北。张陵、张鲁等天师都往来蜀道。汉末张鲁占据汉中，“断绝斜谷阁”，将蜀道栈道破坏，割据称王，他在汉中改造五斗米道，使其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大道派，今天在汉中附近还有张鲁城、张鲁女墓等重要遗迹。张鲁等在汉中撰写了《老子想尔注》，后来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残卷，饶宗颐20世纪50年代研究认为是北朝写本，其后撰写《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老子想尔注校证》并发表，赞叹该书“不特东汉老学神仙家一派之说，可略睹其端倪，尤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对于道教史贡献至巨，不可谓非学术上之鸿宝也”。

　　唐代道教重玄学派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学者，继承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传统。经蒙文通爬梳史料，多方考证，这个学派及其代表学者的情况才逐渐清晰起来。现存《正统道藏》只有残存的李荣《老子注》，后来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李荣《老子注》的唐高宗时写本，蒙文通在20世纪40年代末据《正统道藏》残本和敦煌本辑成李荣《老子注》四卷。

　　唐末大乱，道教大学者杜光庭随唐僖宗入蜀，后来，前蜀皇帝王建对他也很尊重。杜光庭学识渊博，被誉为唐代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道德真经广圣义》为其代表作，他在书中对成玄英、李荣重玄学派非常推崇。杜光庭还撰有《录异记》，记者翻阅了这本志怪笔记，发现书中记载了许多蜀道沿途的名道和传说，据记者初步统计，故事涉及蜀道上十多个城镇，包括从长安至成都的全程，许多都是他亲见亲闻才能写得出的，可谓蜀道道教文化的珍贵文献。

　　弦歌不辍，抗战中高校纷纷西迁办学

　　“于秦巴汉水间写下校史凝重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校纷纷西迁，坚持办学，弦歌不辍。其中从蜀道翻越秦岭的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等，西北联合大学在傥骆道边的陕西省城固县办学，而东北大学则从西安沿蜀道越秦岭巴山到达四川省三台县办学。

　　城固为汉江边的古城，记者沿傥骆道探访了汉江两岸的西北联大旧址。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来迁至城固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后又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国立西北五校。据记载，西北联大师生先是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按照行军编制，沿川陕公路徒步翻越秦岭，长途跋涉，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到达汉中。

　　“西南联大的‘南渡北返’与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西北联大师生所展现出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祖国西北开发使命的崇高自觉，十分宝贵。”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在其《西北联大与开发西北：中国高教史上的重要篇章》（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5日第366期）一文中这样说道。

　　古路坝位于城固县南，我们的汽车驶过汉江，顺着山道开了三四十分钟才到达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抗战中城固古路坝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等都是有名的高校区。现存校址颇为破败，有西北工业大学树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纪念碑，碑文写道，“日夷侵华，时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西迁南徙至陕西汉中城固古路坝，汇聚高等工程教育精英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城固八年，艰苦卓绝，培育英才，报效祖国，于秦巴汉水间写下校史凝重一页。”碑上“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红色大字为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师昌绪所写，而当年先后与他同在这个偏僻山村学习的年轻人还有后来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景德，后来曾任天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史绍熙等，古路坝培养的科技人才由此可略窥一斑。

　　当时东北大学工学院留在了城固，而东北大学主体部分还要继续南下，翻越巴山进入四川，到达三台。记者走进涪江边的川北名城三台，探访了东北大学旧址，这里现在由三台中学使用。三台中学副校长王本君带领记者参观了校园，他介绍说，由于这种历史渊源，东北大学和三台中学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现在校门入口右侧重刻有东北大学校名，校园内宣传栏介绍了东北大学在此办学的过程。东北大学在三台时期，学人济济一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杨荣国等教授都曾在此任教。东北史学巨擘金毓黻任教三台东北大学时期，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东北通史》、《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学术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与城固西北联大和三台东北大学都有学术关系，抗战时期他曾先后在成都齐鲁大学、城固西北联大、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在其《观海说词》卷首有短序说，“昔在皋兰、成都、城固、三台时俱有诗词记事。”有一次从成都去城固，他写了一首词道：“桂子飘香时节，雨凄凄，黯然伤别，去住心情书难写；一别别君千里，西去阳关需三叠。须说，今去也，中秋月。”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西北大学教授姚远向记者表示，他们正在策划出版一套《发现西北联大丛书》，他说，“相较于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却几近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发现西北联大丛书》的策划既是对历史的抢救与挖掘，更是对联大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同时这段历史也是中国抗战史不容或缺的一部分。”

　　古人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记者此次考察报道的所见所闻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许多故事在蜀道上待人采集整理。

　　◆资料链接◆

　　文化线路遗产

　　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新形式。1994年于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遗产”专家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将“线路作为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线路”这一概念。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标志着“文化线路”正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新领域。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代表了民众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者国家和地区之间民众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我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线路遗产资源，如丝绸之路、大运河、秦直道、蜀道、茶马古道等。

　　记者手记

　　彰往察来 立懦振颓

　　在蜀道和丝路的交点

　　蜀道如线，串起无数珍珠。如果非要从众多文化遗产点中选出一处作为本次蜀道报道的终点，那么，位于陕西省城固县的张骞墓，无疑会成为重要的选择。

　　傥骆道上的城固在秦岭之南，而丝绸之路干线在秦岭之北。2014年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后，目前我国有22处列入丝路遗产点，其中唯一一处距离丝绸之路干线较远的就是秦岭之南的张骞墓，这很大程度是缘于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卓越贡献。

　　汉中在古代曾长期属于巴蜀文化地域，张骞为汉中人，对于巴蜀文化应非常熟悉。张骞是否曾经从金牛道入蜀，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凿空西域，在大夏时竟然看到有来自蜀地的邛竹杖、蜀布等商品，经询问之后得知，从蜀地有通天竺的身毒道，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做了汇报，汉武帝“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以通西南夷，此举对古代中国经营西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张骞有凿空西域和通西南夷的双重不朽之功。

　　在张骞墓前有清大儒毕沅抚陕时所立墓碑。墓侧还有抗战时期迁入城固的西北联大所立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吴世昌撰文，黎锦熙书丹，碑阴为许寿裳书写的《汉书·张骞传》。1938年，西北联大对张骞墓作了初探发掘，在墓道发现了汉隶“博望造铭”封泥，证实这里确为张骞真墓，这块封泥不久前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文物展中首次展出。据西北大学教授姚远介绍，主持此次发掘的为西北联大历史系何士骥和周国亭两位教师及20余名学生；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许重远、黄文弼等历史系教授亦为主要参与者和研究者。黄文弼曾撰写《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考》，是我国西域考古的大家，后来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吴世昌碑文追忆先贤，以张骞精神“彰往察来”、“立懦振颓”激励抗战士气，写道：“揆厥元功，亦莫非侯所创议，后之人君遂得拓疆数万方里，奠我中华数千年来之伟大国基，我今日之能御侮图强，货殖恣所取给者，胥有赖焉。”

　　来到张骞墓，我们感受到古人伟大精神的感召力，“立懦振颓”的张骞精神正是我们踏上蜀道之初要追寻的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