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无论历史的、现代的、想象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是文明活动的主要场域，负载着审美与文化的积淀、创新，是文明的重要依托和指标。听觉感官，在喧嚣复杂的都市环境里，是人们生存、体验、审美的重要感知通道。一旦从这个角度开始考虑问题，我们的耳朵就会变得敏感起来，在文学和文化中重拾听觉体验。

　　1880年4月25日，距离贝尔发明电话不过四年，上海《申报》上即有《竹枝词》吟咏“德律风”（电话）：“两地情怀一线通，有声无影妙邮筒。”晚清的报章和文学中充斥着对电话、电报和留声机的描写和想象。陈平原近年来在谈论“现代中国研究”的路径时，也提到了对“声音”的研究是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晚清以降的启蒙事业”的一种新路径，与其心目中的“大学”、“都市”和“图像”并列。

　　若把“现代中国研究四重视野”里面的“都市”和“声音”两者叠加，就关联到都市文化空间的听觉现代化转型问题。晚清民国时期，现代听觉体验如留声机、无线电，连同现代视觉体验如摄影术、画报和早期电影，正方兴未艾。周瘦鹃于20世纪20年代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留声机片》，折射出当时中国都市文人已经开始对听觉现代性进行了与本土意境融合的通俗想象。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那电影蒙太奇般的视觉性一直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但却鲜有人提及文本中弥漫的听觉韵律。作者仿佛以文本为舞池，以节奏和意象的反复，精心模拟了狐步舞的韵律。叙事视角在狐步舞的韵律下不停地摇移，营造出令人晕眩的效果。现代声音成为了都市文化“新感觉”的重要构成部分。

　　钱锺书在中篇小说《猫》中，呈现了中产阶级私人生活中留声机、无线电广播的新兴功用，特别是折射出女性从中所获得的存在感。而在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则显示出家居生活中现代听觉感受的另一微妙侧面。男主人公振保上楼的时候，妻子烟鹂在楼下听无线电新闻。无线电媒介为都市家庭的女性提供了消磨时间的方式，与外界沟通，在家庭中成为了声音道具，比丈夫更亲切。如同阿多诺所说的，现代声音技术的消费，制造出了虚拟的集体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

　　对于美学、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来说，都市不是凝固、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文化所汇聚、结晶和不断生成的体现复杂文明形态的重要空间节点。这其中的听觉文化体验、听觉文明形态，也随着新的媒体技术和社会机制变迁，而变得日趋复杂和多元化，并从晚清民国以来再次发生较大的转变。一方面，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的文化转型继续从都市向乡村蔓延；另一方面，都市化造就的“身份冲突”，也在都市听觉空间里折射成为了多元和多重张力的所在，亟须对此也作出文化研究式的判定和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空间特征是，随着几亿农民工进入都市打工并形成大规模的流动，都市空间已经和边远城镇、农村的空间交错融汇，同时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对照映射下，形成了多种空间关系。对都市空间听觉性的文化审美关注，可以鲜活有效地描述、分析我国当下都市“多种空间关系”里多元和多重的张力。这些空间领域如同个人、社群和视听拼贴所组合的听觉审美“地盘”，被“进攻”，也被“防御”。这可以从个体的文化栖居、社群的身份认同和视听的选择性拼贴三个层面来展开讨论，而这三个层面又交错融汇，很难作出明晰的区分。

　　录音机、电视、录像机、电脑、互联网、手机，使一般市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听觉私有权。配有耳机的个人收听装置，可以用来提供流动、自主的听觉“飞地”。自动留言的电话如同一个声音“堡垒”，把来访者据之门外。酒吧里音乐的大音量，被当作“罩布”来遮掩亲密的交谈。个体通过选用广播及其网络电台，给日常生活提供了韵律和氛围的听觉陪伴，摆脱孤独和不自在。

　　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里提出，“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与价值”。对都市空间听觉性的审美文化分析也是这样。我国古人对音乐早有等级的区分，并被引申为形容文学艺术雅俗之分的描述，如“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听觉文化与审美的范围比音乐要宽广得多。在当代人群里面，当苹果手机的声音标识响起时，人们就知道其主人的社会地位有可能是白领；而当聒噪的“爱情买卖”彩铃响起时，则知道主人有可能持山寨手机，且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都处于中层之下。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这类音乐是山寨机的专配铃声，与喜爱大声喧哗的人群相配。这些听觉性特征，成为了阶层、趣味、媒介等交缠建构起来的符号，被用作文化身份的隐喻，填充在每一个人的日常听觉栖居里。

　　城市街头自发的文体活动，如广场舞、气功、传统戏曲、交谊舞、街舞、健身操、舞剑、秧歌、扇子舞等，都不仅“可视”，而且“可听”。这些街头文化群落所利用的音乐资源千差万别，包括古乐、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歌曲、革命歌曲、儿童歌曲、流行音乐、说唱和舞曲，等等。我们很容易从听觉上辨认各群落的年龄、性别、趣味、观念，甚至社会阶层。这种听觉辨识，近年来也显性化为街头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看得见的张力。从更“看不见摸不着”的角度说，还有很多人是通过互联网和音频来分享共同的听觉趣味，结成听觉上的群落，而完全不需要在公园、绿地、街道和演出场所这些具体城市领地现出真身。

　　文化空间是由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组合拼贴而成的，两者之间的组合形态也存在张力和对位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应该是包括声音之“像”的复合体。笔者注意到，在一些情感访谈类电视节目里，往往借助好莱坞西部史诗片《秋日传奇》的配乐来“煽”中国式家庭伦理的情，这不能不说是被通常的审美与文化分析范式所“轻轻放过”的一个日常审美文化现象。在某次灾难报道时，多家电视媒体大量借用了好莱坞电影《勇闯夺命岛》的配乐，其中舒缓的乐段用作灾难事件的“人性化”铺陈，而原影片中拆弹、潜入夺命岛、制服歹徒等快速紧张段落所用的音乐，则被用作表现救灾的惊心动魄。这些视听的再拼贴，无意中生成了连电视编导自己也不甚了然的文化修辞。而目前，文化审美研究对此的无所作为和无意作为，也暴露了既有研究范式的“失聪”。

　　总而言之，人所“诗意地栖居”的“大地”，是比物理空间更加复杂的文化空间性建构，并伴随社会的现代化而转型。现代都市空间的听觉性，积极参与了这个建构和转型过程。对听觉性的思考，应该通过整合相关领域的知识话语而使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被用来表述和分析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文化日趋丰富的审美文化动态。不论是回溯历史上的审美经验，还是解读当下的都市文化，都应当“耳聪”加“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