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唐代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

　　主持人语

　　由唐入宋城市社会发生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如何定义和诠释则众说纷纭。如何认识这一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始终是唐史乃至宋史研究者关注的论题。唐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人口数量的膨胀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居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旺盛,追逐高品质的生活成为时尚。这些发展变化同时使原有的坊市制度、商业管理模式、城市户籍管理和国家税收制度也在不断调整思路,改革制度,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和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始自战国时代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加强户籍管理制度。此后,分裂和战乱时期,往往发生人口流散,版籍不存的情况,但一旦政权稳定,收集流散,整顿版籍,每每成为当务之急。很长时间以来,城市和乡村的户籍管理都是统一的,但这种情况在唐代发生了变化。

　　人口向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流动与集中,是由唐到宋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唐朝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大城市在膨胀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一是大量的流散劳动力涌向生存机会更多的长安、洛阳、扬州等大城市,二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向京城积聚。唐朝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强盛之国,都城长安以其宏伟、严整而享誉世界,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截至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据估测,长安城城内人口数量约为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长安等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类需求日益增长,一是方兴未艾的建筑业所需劳动力,二是日益繁盛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所需从业人员。两者相辅相成,吸纳了一批批外来劳动力的到来。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户籍管理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这些人口就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可以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的城市中,且主要是以京城长安和洛阳为主的大城市。虽然史书上对与建筑业有关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窦乂,从事了多种经营,所雇佣的人中有长安坊市内的少年、“日佣人”(按日计算工钱的临时工)、“功人”等,还在西市营建了二十余间店铺,遗憾的是建筑工人的来源没有记载。显然,应该有专门的建筑行业的工匠和民夫才能营造颇有规模的“窦家店”。再如,唐睿宗(唐玄宗的父亲)为其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修建道观时,为招徕技术好的工匠和加快工期,不惜出高价雇募,于是长安附近的农民竞相舍弃农活,前来应募。修建金仙观和玉真观的“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位于繁华地段,两观修建得高大华丽,远来的访问者,一进城就可遥望到,宛如天上仙宫,可见用工量大,用料也极尽奢华,而应募来参与建设的主要是长安以外的农民。《太平广记》中描述了一个从外地投奔长安的车工奚乐山,以其精妙的技术征服了车行的老板,并得到高额的报酬。那些原在京城服役或官府和雇之闲暇时期,继续留下寻求工作机会的工匠也可能不少,京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所得回报也比从事农业生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