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张文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本期主题:西方历史观研究

　　主持人语

　　一种历史观的产生,往往离不开现实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因而,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语境下,尽管历史观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但其总是充满深深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当历史学家带着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追问历史,试图从前人那里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将之系统化为历史书写时,历史观便有了深度和广度。当历史学家调动各种智力资源与历史资源,试图为未来寻找方向时,历史观便有了高度和力度。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观之所以能长时间地成为指引、激励人们开创未来的灯塔,与历史学家以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从理论抽象与实践具象层面介绍了西方国家历史观的演变,或许可以使我们深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观念的冒险。其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实践中引导人们行动的种种观念,带有冒险的因素;二是指对于人类冒险历程所进行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这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后者便是历史学家通常所做的工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历史观念。

　　用历史观念指引人们未来的行动,是历史学的古老期待。我国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思来者”,表达的正是此意。司马光所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追求。西方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修昔底德说,“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知未来,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西塞罗则言,“历史乃生活之师。”

　　回顾西方史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历史观念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传统的道德化取向,二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化取向。之所以说“大体”,是因为许多时候无法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道德化的历史叙述,不能完全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事实的忠实,正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科学性。科学化的历史叙述,也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理想的支撑。离开了道德理想支撑下的选择,历史叙述将不堪承受无尽材料的重负。

　　传统历史观的道德化取向,依据人们对于道德内容理解的不同,又有多种表达形式。有政治化的道德书写,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将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信念,用各种演说词的方式充分表达了出来。在世所称道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演说中,他讴歌将士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号召人们向之学习,捍卫雅典的光荣。有生活化的道德书写,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罗马帝王们贪婪、残暴与荒淫的道德谴责,深受其影响。有宗教化的道德书写,如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用优西比乌斯自己的话说,“我要记录的是那些为灵魂之和平而战的战争,那些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为国家而为真理、不为家族而为信仰而战的任务,为的是让这些战争和这些人物一并永留青史。”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于世间的和平与灵魂的和平做了进一步区分,认为世间的和平是暂时的,只有上帝救赎下的灵魂和平才值得永恒追求。此后,救赎观逐步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千年的主导性历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