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一次跟我们聊天说,他前两个三十年是志于道,第三个三十年才开始游于艺。此处之所谓“艺”,依我的理解,既是指他建筑设计中愈见清晰的“人居艺境”之“艺”,亦是针对他素所钟爱的绘画与书法之“艺”而言。

　　记不清何时得知作为建筑学家的吴良镛先生的大名,但真正进入脑海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99年入职清华后,一次在旧图书馆二层的书库里独自翻书,不经意间翻到吴先生的一本画册,虽然我知道绘画之于建筑学家是基础的技能,却仍然惊讶于吴先生画技的专业、画风的纯雅和画品的高绝。

　　因为同好书法的缘故,数年前结识了时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的杜鹏飞兄,他跟随环境学院钱易院士读博,毕业后又到建筑学院做吴先生的博士后,为人粹然有古风,恪守尊师重道的传统,时常去吴先生家侍奉左右。大约在2013年春天,终于有机会随他一起踏进了吴先生的家门,进去时心里却不免有些忐忑,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大学者、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年过九旬的老人,会欢迎一个陌生来客吗?有精力接待一个陌生来客吗?

　　结果再次让我感到惊讶。儒雅的吴先生不仅待人和善谦抑,毫不摆架子,而且清晰的思路,对周边环境和现实社会敏锐的关注,使得他根本不像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吴先生充满正义感,当鹏飞介绍我的家世时,我想起了《论语》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吴先生说其实没这么“出类拔萃”,是被“拔高”了,吴先生说,不实事求是,太可怕。

　　此后我又多次随鹏飞造访吴先生,往往一进门,吴先生就说你已经好久没来了,一句话说得人心里暖洋洋的。加之他既有老人的健谈,又能够且很愿意倾听客人带来的种种信息,所以每次的交谈都是平等而亲切的真正的交谈,真正感觉如沐春风。从吴先生家里出来,重新汇入嘈杂的街市,一时竟不能适应,产生了不知今夕何夕的梦幻感。

　　有人说老人的头脑就像一座图书馆,经历那么多世事、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吴先生更是一座宝藏,他随口说出如烟往事,却又历历如在昨日发生,不禁让人暗自叹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心想,成功的大家,天分更重要啊!

　　比如谈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做研究生时,他的水彩画就被人踊跃订购,他的老师为他定价每幅50美元,是当时一个知名画家的价格了;谈当年通过文化部、江丰和中央美院人事处长后任美院附中校长的某位先生(我未记清名字)调入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当时在美院并不得意,是后来才有大名的,所以吴先生也很愿意到清华来。当年的文艺工作者包括画家们被耽误了太多,徐悲鸿好歹还画有《愚公移山》之类的大画,吴

　　冠中就不行了;谈在什么会上看见齐白石优游自在,梅兰芳脸色红润,徐悲鸿的脸却是灰色的,当天晚上他请客时就从椅子上滑下去,第二次中风,五十多岁就完了;谈“文革”期间被关牛棚,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回北京时去看患病的梁思成先生,很感凄凉,一个月后梁先生就去世了;谈赞成工艺美院并入清华,这是清华发展的需要,但现在难找大师,所以请了韩美林和钱绍武来;谈七十多年前滇西远征经贵州安顺时画画,种下了与安顺的缘份。数年前与贵州省长谈及创立贵安新区,又招收贵州籍的博士生,最近开始启动。在贵州开的启动大会未能亲往,但有书面发言,还录了音,有图像,《人民日报》登了;谈前段时间去中央美院,范迪安请他去谈“一带一路”协同创新的问题。他设计中央美院是靳尚谊邀请的,后来院长改成潘公凯,本要在美院里保存一片洼地作湖而未果;美院的美术馆是请日本人设计的,原来要在窑址上建,吴先生说不行,这个日本人本来相识,后来也不来见他了;谈本来想将中央美院规划到北京城西来的,但后来说不宜放在一起。至于当年梁思诚、林徽因先生如何创办清华建筑系,如何送他出国深造和召唤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如何指导他的学术研究等话题,几乎每次都要涉及。用带有南京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平稳的声调中蕴含着对老师的深情缅怀和对往事的无限追忆。

　　我本以为这些都是吴先生的即兴感念,后来在他家看见了一册《良镛求索》的书稿,才知道其时他正应《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之约,亲自撰写一部自传。当吴先生托人将出版后的《良镛求索》送给我,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他平时向我们讲述的很多内容已然包含其中,自亦有更多他亲身经历的有关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学科、建筑学人的珍贵史料披露出来。建筑是一个时代进步与发展身影的凝固,通过这位建筑学巨擘的回忆,长达半个多世纪中许许多多的社会历史风云,也自然浓缩在其中,读来或发人兴味,或使人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