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知道“范用”这个人名，但是只要你在中国大陆，恐怕不会不知道《随想录》、《傅雷家书》、《牛棚日记》、《读书》、《新华文摘》这些在读书人和写书人中影响甚广的书刊。范用就是这些作品的策划者和出版者。作为中国出版界名重一时的人物，范用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及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早年即痴迷于读书，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靠自学和勤奋成为当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透过他策划出版的这些作品，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范用作为一代编辑大家的思想脉络和特点。总结范用编辑思想的特点，对于我们当好一名编辑亦有重要启示。

　　大胆选题

　　选题是出版物的核心问题，选题是否新颖、有价值，将直接决定出版物的命运。通过下面几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范用在选题上的坚毅、聪慧、果敢与胆识，也更能体会范用本人曾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出版工作的有一种责任，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

　　1978年12月，“文革”结束不久，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毕竟坚冰初破，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但却有着破冰起航的指引和导向意义。当时范用就提出，这个刊物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曾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30年来，这本思想文化评论杂志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

　　1979年，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未彻底改正，傅聪还带着“叛国”的帽子，暂时还不能回国，范用已在为《傅雷家书》的出版奔波了。几十年前，范用还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便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从头到尾抄写了一遍，对傅雷的文笔非常崇拜。1983年《傅雷家书》得以出版，至今已经行销两百万册。

　　1984年，在香港办报的朋友告诉范用，《随想录》在香港的《大公报》连载时，有人阻止并且有所删改。范用恰好得知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就给巴老打电话，去看他，说“巴老你听我说，我一个字不删”。巴老很高兴。过了3年，巴老写完了五卷书，就交给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的《随想录》。后来巴老在给范用的信中说“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1994年8月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但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离休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

　　唐弢先生曾说：“没有范用，就没有我这本书（指《晦庵书话》）。”同样，没有范用的慧眼和胆识，不会有行销两百多万册的《傅雷家书》，也不会有图文并茂的《红楼梦人物论》、全本的《随想录》、《牛棚杂记》……范用倡导创办的《新华文摘》，主持创办的《读书》杂志，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编辑出版的一套套丛书和一本本颇具分量的著作，都已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小心装帧

　　如果说，范用在选题上的特点是大胆的话，那么在装帧上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了。范用经常这样对人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三联书店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籍，不少封面都是出自范用之手。书在他眼里，是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丝毫不能将就凑合。印制《随想录》时，范用将原用于印《毛泽东选集》的一批上好纸张，调拨了一部分付印《随想录》。书印出后，巴金先生很满意，去信赞扬：“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

　　范用曾说过一个他人设计黄裳的《银鱼集》封面而闹出笑话的故事。黄裳先生将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银鱼”的美称，结果封面设计者弄得此“鱼”落水，出现在封面上的竟是七八条在水中悠然游动的鱼儿。对此，范用特别强调：“美术编辑要读懂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这是设计的前提，否则就会闹笑话。”

　　多年的出版经验使范用对装帧的看法变得简明而精粹：一要提倡多样化的风格，二是要量体裁衣。他认为三联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多属学术作品，比较严肃，因此封面的色调宜冷，构图宜简，色彩宜单。这样才富有书卷气，才有韵味，才能典雅而大方。

　　《叶雨书衣》2007年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那是他为三联设计的70种图书封面的《自选集》，有巴金的《随想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郑振铎的《西谛书话》、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傅雷的《傅译传记五种》等等，三联近20年来的人文社科类精品多囊括其中。“叶雨”，乃是“业余”的谐音，是范用的笔名，经常出现在范用策划的图书封面上。设计书衣之于范用，确非主业。然而他设计的书衣纯手工制作，简洁大气，素净淡雅，透着浓浓的书卷气，为很多专业装帧者所不及。

　　比如范用设计的书话集，封面用作者自己的字，选用一张旧的花笺做装饰，扉页用一幅作者的手稿，富有个性，形式却基本统一。在为朱光潜先生设计《诗论》封面时，他别出心裁地把朱先生手稿中《诗论》的两个字放大了几十倍作书名，作者签名也用朱先生的手书，下缀一方朱先生的名章，几乎将封面占满，显得美观、大气。《胡风杂文集》和《柯灵杂文集》用黑白对比强烈、风格粗犷的木刻装饰封面，以显示杂文的硬朗和尖锐。为李一氓先生设计的《一氓题跋》，狭长的本子上面落了十余方李老常用的印章，错落有致的安排、浓郁的金石韵味溢于书表。氓公自题的书名肥硕挺拔、腴而有力，书页间开阔疏朗，令人忘俗。杨绛的《干校六记》，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干校生活，历历琐事画出了一个特定环境的人情世态。第一版的封面不理想，再版时范用设计。洁白的衬底上只有一个长方形的框，框内左下角是三支应风吹动的草叶。封底依然是同样的草叶，印在同样是长方形的淡绿色的色块上，与封面风格相同而有变化，清丽典雅，素朴可人。手迹、花草、线框、印章，这些元素经过范用巧妙多变的组合，一幅幅封面就从他笔底流泻而出，高雅大气，自然和谐，装帧设计与书的品位达到了完美的契合，深为读者喜爱。

　　赵家壁先生曾经评价说：“范用这人可真是出版行家，每个环节，他都熟悉，而且事必躬亲，连封面设计也不放过！”张中行曾说：“书籍的编印装帧……久闻北方有个范用，南方有个钟叔河，是大专家，出手不凡。”信哉斯言。

　　（作者单位：《北京党史》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