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文明之旅：向君子借智慧》一书中指出：中华文化和其他文明有非常明显区别的是三个模式，第一是中华文明所定下的人格模式，第二是思维模式，第三是行为模式。所谓人格模式，中华文明提出的是君子之道；所谓思维模式，中华文明提供的是中庸之道；所谓行为模式，中华文明提供的是礼仪之道。这三个“道”，其他文明很难完全重复。

　　比如人格模式，别的民族的人格模式有的是先知，有的是英雄，有的是绅士，有的是骑士，有的是武士，而中华文明明确提出，我们的人格模式是“君子”，它的对立面是“小人”，这个非常普及，哪怕不识字的人也非常希望你说他是君子而不是小人，在中国人看起来，说你是小人比说你是坏人还要坏。

　　所谓思维模式的“中庸之道”，中国是农耕文明，它不相信一切极端，认为极端总是走不通的，农民们都知道，热到极端的时候秋风就起了，冷到极端的时候春天就来了，这种东西后来形成了周易哲学，后来由孔子总结成“中庸之道”，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弹性哲学，中庸之道的本质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短暂的极端主义时期，但它的主干还是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上至知识分子、大臣，下至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其实都知道思维方式的主干是中庸之道。

　　关于行为模式的礼仪之道，孔子早早地知道，文化如果要靠讲课、看书来传播的话，范围永远太小，所以觉得我们的文化要变成行为模式，要把它固定下来，带有半强制性地推行，那就是礼仪。譬如，我们中国比较流行亲情伦理，礼仪之道就是要变成不管你心中有没有这一点，只要你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早晨就需要请安，吃饭的时候就需要让老人家先动筷子。把礼仪变成一种行为模式，即使没有读过孔子的书，大多数中国人也知道应该怎么做。

　　今天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文化，我们用来喝茶的壶、喝茶的杯子有茶道，包括我们的服装比如说旗袍都充满了文化。但是现在反过头来，我们又觉得处处缺文化。服装、茶具等是“术”的范畴，要流传是很容易的，但是“道”在哪里，这是最最关键的。“道”和“术”的关系，“形”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古代的哲学家们千方百计寻找的东西，他们寻找到了，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术”，也不要停留在“形”，而是要走向更好的境界。（于刚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