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读王维。我早在上个世纪就形成了这个观点,且在文章中多次重复,譬如《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2.1)的第二部分题目就是《“盛世读王维”的接受反应》。笔者以为,出现王维与阅读王维,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社会宁靖安定;一是读者宁静淡泊。王维与王维诗是盛世的特殊产物。盛世也形成了对于王维诗的特殊需求。 

　　“众缘和合”的盛唐气象 

　　就王维《山居秋暝》的解读而言,我原先也是阶级斗争的思维,认为诗之主旨是对社会的批判,诗中表现的是对社会的逃避。其实,此诗折射的是一种盛世面影,象征了盛世和谐的社会本质。诗中月呀松呀什么的,泉呀石呀什么的,还有晚归的浣女与渔舟呀,所有的一切,动静隐显,道法自然,亦物各自然,这是一种盛世才有的和谐,是一种“众缘和合”的世界,也是儒家的中和境界。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是衡量盛世的最重要标准。所谓和谐,即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人的自身和谐。诗歌大而化之地分,一类是气顺的,一类是气闷的。不和谐则气就不顺。杜甫气不顺,常以“气闷”做标题,如《解闷十二首》,还有《闷》《拨闷》《遣闷》《释闷》等。李白不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气也不顺,而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唱叹。很多很多的诗人是因为气不顺而走向山林的,包括陶渊明包括谢灵运。王维则大不同,王维是自觉走向山林的。自觉走向山林,与被推向山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随意春芳尽,王孙自可留”二句,非常耐人寻味。诗人妙在仿辞,借《楚辞·招隐士》以比照,用楚辞中山林的十分阴森与非常恐怖,来强烈反衬其笔下山林的万般清馨与无比和融,表现无处不适意的题旨。从来就没有什么从社会中孤立出来的自然。如果不是盛世,如果不是气顺,王维笔下的景象则不会这样的和谐而静穆。盛世,无处不桃源,山中与朝中两适,春天与秋天同好。因此,将王维笔下山居说成是盛世和谐社会的一种象征,应该是没有什么牵强的。

　　王维的《终南山》,写的也是盛唐的终南山,写的是一个时代。其诗4韵8句40个字,句句写山,也句句写人,在变化中写山,写山的变化,以不全求全,以虚写实,表现的是人对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日本的唐诗学者川合康三在《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中认为,王维《终南山》“那种伟大与其说是忠实地写景,不如说是在由盛唐诗人的世界观所支撑的形而上的概念中创作出来的”;因此,“从这里我们能够读出盛唐诗人对世界的存在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信赖”。川合康三还比较指出,韩愈《南山诗》“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南山诗》102韵,204句,1020个字,让人如观《清明上河图》。其中51个“或”字句,14个叠句,喷薄而出,盘空排奡,而欲将南山描写殆尽,诚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说,韩愈“差不多把一切有生无生之物,捕捉进来当作形容的工具的了”。韩愈的南山写得奇诡古奥,光怪陆离,折射的是中唐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人一种相生相克、相斥相依的艺术美感。王维、韩愈二诗的区别,亦盛唐与中唐之区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