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是解决难题写出信史的基础

　　历史撰述，是过去的人和事的记录，是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实证，是历史学最鲜明的学科特征之一，是还原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的基础。写历史要求用事实说话，讲究言必有据，不说空话，不说假话。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写历史推崇秉笔直书，要求“实录”，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可能是“信史”。为达到这些要求，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因素是全面地、翔实地占有真实的史料。而为了确定史料的真实、可靠，破解历史的疑案，就需要下功夫进行考证。做搜集证据，鉴别真伪，辨析关联，解释内涵等工作。做好这一重要而艰难的基础工作，需要史学工作者具有史德、史学、史才、史识，需要史学工作者为此付出心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股疑古思潮。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其代表。其历史贡献是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求真，摧毁伪古史系统，促成新古史学派的建立。但辨伪也有过头之处，出现以真为伪的情况在所难免。在运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研究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的过程中，认为夏代并不存在这一哄动一时又备受讥讽的观点就是一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1935年11月作）中写一个考古的学究鸟头先生，考证出来“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就是影射讽刺顾先生的。[①]王国维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进行识读，说明甲骨文上有多种写法的夏字，记录着夏代发生的事情；说明甲骨文的记录和《史记·夏本纪》以及《尚书》、《孟子》等典籍上记载的夏禹治水事迹传说的一致性。王国维运用地下新史料证实纸上旧史料的这种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

　　一些学者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研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并加以发展，先后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加上“口碑材料”，有黄现璠说、饶宗颐说）、“四重证据法”（加上“文物与图像”，有叶舒宪说）。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同样会遇到若干问题需要通过搜集史料，对其进行考证、考辨、考释，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同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等学科的研究相比，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其共通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