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魅力在哪里？走在北京的街头，“老外”们给出的答案里，“文化”和“历史”是最常出现的词汇。不少来北京旅游的外国友人表示，之所以来北京，就是因为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对于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那些外国人而言，北京的魅力不止于此。有专家表示，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北京，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交往中心。

　　“从语言到历史、文化，我都特别喜欢北京”

　　美国“80后”Tom在北京生活近5年，中文流利，短信、微信甚至名片都用中文。

　　Tom的家乡是美国印第安纳州。“读大学时没学中文，没接触过中国历史，对中国没什么概念。”他说自己很喜欢旅游，“喜欢去国外，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毕业之后肯定要去国外，只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后来朋友推荐了一本书给我，叫《江城》，英文名是river town，是个美国人写他在中国四川小镇做志愿者的经历，看完之后我决定要来中国看看。”

　　2005年大学毕业，Tom来到中国，“第一年在河南新乡，第二年在云南昆明，都是当英语老师。”2007年，他到上海当了记者，“巨忙，那年可能是我一辈子最忙的时候，上海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都是去经商、谈生意的，而且忙到生活和工作搅在一起，我不太喜欢，后来就回美国了。”

　　大概7个月后，身在南美洲的Tom发现：“我开始想中国了。”这次，他决定来北京。“昆明那边如果不想当英语老师、不想开咖啡馆，其实对外国人来说工作机会就很少，上海又不太适合我，我觉得不如试一下来北京，来了就一直到现在了。”

　　三里屯、后海，像大部分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一样，Tom对这些地方很熟悉。他还是一名乐队主唱。“芝加哥们儿”，这样的乐队名字极具中西合璧色彩，乐队成员也是“中西合璧”，两名美国人，两名中国人，“不过唱的歌儿都是英文的，我们自己写的，我喜欢原创，上个月录了我们的专辑。”

　　“北京比上海更适合我，从语言到历史、文化，我都特别喜欢北京。”Tom说，“虽然北京的古迹、博物馆跟我的专业没关系，但去看的时候也很有感觉。”他喜欢北京的历史，尤其喜欢北京的胡同，“比如很久以前这个胡同有什么、有什么样的著名的人住在那里，但这个胡同和四合院的文化在慢慢变少。也是因为喜欢胡同，所以我才跑到南锣鼓巷去住，跟朋友租住在四合院里的三层小楼，可以看到周围像中国古代建筑一样的房顶。”

　　Tom也有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出差，有加班，“上班的时候我就努力工作，但是每天6点半左右下了班，我可以找朋友玩。”言谈中，Tom不自觉地拿北京和上海进行比较，“我的上海经验不是特别满意，在上海工作压力大，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所以社交圈越来越小了，在北京不一样，现在我的朋友圈很广，每个行业的人都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搞艺术的、有做买卖的、也有学生，不光是我自己，我发现在北京生活的人都是这样，朋友圈的多元化，这也是北京吸引我的地方。”

　　暑期上百位世界知名学者授课

　　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吸引着Tom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享受在北京丰富多元的生活。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也丰富着北京学生们的知识世界。

　　“听牧师讲印度宗教，还是听德国教授讲康德？”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而言，遇上两场国外学者讲座“撞车”并不稀奇。一番纠结之后，哲学院研究生苏蓓蓓选择了前者。

　　“来到北京，有件事让我很震惊——地铁里的人真多！除了孟买以外，我在印度其他地方都还没见过这么挤的。这里跟孟买地铁‘有一拼’，你会被人群推着上去，挤着下来。”上午10点，来自印度的文森特·塞和兴奋地挥舞着双手，以一口幽默感十足的印式英语开始了他的讲座。

　　“之所以选择来北京，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文森特·塞和告诉记者，“我对文化和宗教一直很感兴趣，在这里我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感受到文化的多样性，也能有机会在人民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里进行宗教方面的学术研讨，观察学生们如何进行跨文化交流。”

　　“我们哲学院一年至少要请五十位国外学者过来。”本次讲座主持人、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补充道，“从学校层面来说，每年七月份的暑期学校，也叫国际小学期，还会有七八十位甚至上百位世界顶尖名校的知名学者集中到人大授课，学生不出国门，就能接触到国际一流的师资和课程。”

　　尽管刚来半年多，但外国语学院的大一新生夏雨晴已经对这样的国际化氛围深有体会，“上周刚听过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的讲座，今天来这边听日本学者讲‘鬼子’来了。”下午2点，公共教学三楼3306教室早已座无虚席，日本福井大学的田村容子副教授为“文学院影像论坛”带来第一期讲座《“鬼子”来了：画报、连环画、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将近三个小时的“中日对话”让夏雨晴大开眼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年一代在想法上跟祖辈很不一样，这个日本老师喜欢看的影片居然是《地雷战》！”

　　晚饭过后，天色渐暗，讲座仍在继续。对于不少法学院的学生而言，“听讲座去”成了他们的饭后“必修课”。晚上7点，德国波恩大学法学院的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正与近百名师生共同探讨刑法的目的，而这已经是“名家刑法讲座”的第112期活动。“我们这个系列讲座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每年10次左右，起码80%都是国外教授，德国、日本的最多，韩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也经常过来。”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明祥谈道，“毕竟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每年都有大量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请到国外学者的机会也就多一些，再加上我们在学术上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很多知名学者也愿意来做交流。”

　　（数据来源：市外事办、市旅游委、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补充专题材料）

　　德国记者直呼“不可思议”

　　成年人的世界里，外国人来北京感受京味儿文化，交流学术，在孩子的世界里，北京的孩子们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把京声京韵带出了国门。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清澈圆润的童音回荡在排练室，11岁的姚睿琦腰杆挺直，情感饱满。上一秒还天真调皮的小男孩，一旦唱起歌来，表情和动作都透着股训练有素的专业“范儿”。

　　作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的低声部成员，小睿琦早在9岁那年就随团飞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并与合唱团的小伙伴们共同登上了无数人梦想中的“金色大厅”，面对肤色各异的“老外”进行表演。

　　高声部的声部长徐辰，是个13岁的小姑娘，她扎着马尾，面庞白净，声音纤细柔和。2010年，小徐辰第一次出国，便是随团到德国的黑森州交流巡演。“我们在黑森州一所中学的礼堂唱了十五六首歌，有德国歌、中文歌。德国学生手举得高高地为我们鼓掌，还吹起了口哨，气氛非常热烈。”

　　而交流绝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层面，合唱团指挥陈群回忆，在德国，孩子们走进学校课堂，做自我介绍时，德国老师让他们把中国汉字的名字直接写在黑板上。“下面的德国学生觉得中国字方方的，很有趣，好奇地模仿着写，这就是一种文化传递。”

　　赵菲桐记忆中的美好时刻则是德国的一个雨天，小伙伴们站在亭子下躲雨，大家自发地唱起歌来，附近的一些居民纷纷打开窗子听。待雨小了一些，有德国的小朋友拿着棒棒糖送过来，还有个老奶奶，拿着一个小桶，里面都是吃的。“他们指着我们，竖起大拇指，虽然语言不通，也知道在说我们唱得好。我们也拿出脸谱、中国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送给他们，特温暖。”

　　令合唱团音乐总监洪定协颇为感慨的是，在听过孩子们的演唱后，有德国记者采访他，对方直呼“不可思议，我从未听过这么好的童声，以前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就是‘马戏和杂技’。”这让洪定协意识到，“走出去”除了音乐上的交流，更让世界认识到新时期中国孩子青春灵动的精神风貌。

　　“以前老师说爱国、北京精神这些，我没什么体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出去之后，就立刻有自己代表整个中国、代表北京的感觉。”小徐辰扶了扶眼镜，认真地说，“给我们鼓掌、发奖，我都觉得不是给我的，也不是给合唱团的，是给我们中国孩子的。”

　　专家观点

　　首都中心地位是连接海内外纽带 国际化程度最高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在国际交往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这里集中了中央及各省区市驻京代表机构、各国使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和大量外商机构，是连接海内外的纽带。

　　去年中国有95家企业进入《财富》500强，过半集中在北京，几乎全部为国有企业。同时，北京有跨国公司总部127家，外国人才和大批海归可以直接派遣到北京来，国际物流、信息流的流动也很迅速。

　　北京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地区，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重点高校和三分之一的研究生院。人才资本和科技发展程度吸引着外国人才，由高校带动的国际学术交流、国际科技合作也是全国最多的。

　　北京的孩子，身处全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环境当中，有很多接触到世界科技、文化高端人才的机会。他们从小对“国家”和“世界”的概念要比其他城市的孩子清晰，许多外国人，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世界知名学者，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对世界前沿距离感一下子就拉近了。

　　但是按照有关学者的测算，北京的外籍人士所占的比重仅为0.5％，距离国际大都市的最低标准5%相差甚远。由于北京外国人居留政策的限制，我认为北京文化和科技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未来空间依然很大。

　　吴必虎（北京大学教授，旅游研究、地理科学与城市规划方向）：北京是首都，要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外交活动等等，“国际交往中心”是它非常重要的定位。

　　从资源与政策的角度来说，会议是国际主要的交流平台，随着中国在世界上购买力的不断增强，到北京来开的会议会越来越多。

　　北京保留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文化遗产数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城市之一。如果希望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中国有两个“必到”的地方，一个是西安，一个就是北京。

　　北京的民间国际交往活动也十分频繁。“引进来”方面，国际上的许多民间组织，比如NGO、儿童教育、妇女、残疾人等等，在北京都非常集中。“走出去”方面，北京人的出境情况位居前列。关于儿童、学生的各种“修学旅游”、“国际交流”等活动，跟中国其他城市相比较，北京是最多的。

　　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北京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发展。比如签证方面，现在中国人出去旅游还不是很方便，外国人到中国来也不是特别方便。北京的一些法律、措施、管理制度，都要跟着配套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交往中心”的战略目标。

　　但我个人认为，北京现在的压力确实很大。在强调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同时，也希望它能够“减负”，把一些不需要放在北京的东西转移到外地去，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