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 100009 。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 37 个年头。回顾和梳理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仅对纪念他具有意义，而且对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同样很有意义。

　　陈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一位重要成员。作为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都凝聚着陈云的历史贡献。作为专有名词，改革开放特指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但从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好计划与市场关系，开放的实质是加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视角看，我们党关于改革和开放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产生了。陈云作为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更是这一思想较早的酝酿者和提倡者。因此，理解和研究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能仅局限于改革开放时期，而应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长河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的思想，是既要看到消极现象不可避免又要对消极现象坚决克服、严加限制的思想。

　　一、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 

　　陈云的思想特点一向是既灵活又务实，很少被框框所束缚。这可以从他所归纳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格言中得到验证，也可以从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得到说明。

　　（一）关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中共中央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我国经济战线通过向苏联学习，自上而下地搭建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陈云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弊病。在 1956 年的中共八大上，他针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现象，率先提出要改变某些计划管理的办法，并相应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做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做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构想虽然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而未能付诸实施，但他只要一有机会总要重申。例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 1961 年，他在中央化肥小组的会议上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不被框子框住。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收，也有扬弃。”［ 1 ］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有了充分表达和不断深化的空间，于是在已有思考的基础上，他作了更系统的阐述。 1979 年年初，他将自己的思考梳理成一份不到 2000 字的提纲，其中写道：苏联和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都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原理发展经济，是完全对的，但没有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现状况对这个原理加以发展，导致了计划经济中的缺点。这个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照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 2 ］因此，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次要的但是必需的。他写道：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2 ］陈云的结论是：“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2 ］（ p.247 ）这份提纲所阐述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关系的思想，由中央有关部门向外透露后，引起热烈反响并得到普遍认同，“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 ］。

　　但是，当过去那种完全反对市场调节的倾向变为片面夸大市场作用的倾向之后，陈云又反过来提醒大家，要注意忽视和摆脱国家计划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计划，已经不再是过去实行的那种高度集中、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而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也就是今天说的战略性规划或顶层设计；即使指令性计划，也主要是按照综合平衡理论、依据周密调研结果制定并更多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计划。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搞经济建设，无论如何不能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只讲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他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 2 ］（ p.248 ）；他还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 4 ］。 1988 年，陈云同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2 ］（ pp.365 ， 367 ）

　　针对一些人对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非议，陈云也提出了批评。他在同当时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 1 ］（ p.407 ）他还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书面发言中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2 ］（ p.337 ）

　　（二）关于改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陈云坚决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因为，当时农业增产的办法只有三个，即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若用开荒的办法，要等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投产，石油的开采、提炼，一时办不到；即使办到了，也解决不了粮食增产的根本问题。若用兴修水利的办法，不仅投资很大，且增产亦有限。而搞合作化，只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平均提高产量 15%~30% 。因此，“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 4 ］（ p.239 ）。早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就深切感到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因为，那时我们一方面要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历史机遇，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用突击的办法搞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足够的商品粮，以保证城市人口增加后的粮食供应，纺织工业发展后的棉花供应，工业设备进口后的农副产品出口，等等；另一方面，中国耕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商品率都很低。因此，陈云认为，农业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不仅是眼下的问题，也是长期的趋势。作为财经工作的负责人，这是他必须想办法解决的一个矛盾。所以，只要能“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他都大力支持。正因为如此，当后来发现那时测算的合作化增产幅度带有长期战争后的恢复性，不具普遍意义和持久性后，他又把粮食增产的希望转向了大量增产化肥上。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农业生产力由于“大跃进”时期的天灾人祸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通过农村调查，陈云发现，人民公社核算单位过大、集体化程度过高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力，他竭力主张让“大跃进”时期增加的城市人口和职工回乡，大量增加进口粮食，减轻从农村征购粮食的任务，给农民、农业以喘息机会；同时，他非常赞成一些同志建议的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做法，甚至提出在个别农业落后的山区和偏远地区可以实行分田单干。当他就这个主张分别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有人担心主席不会同意，劝他慎重考虑，他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肯定了这类做法，叫作‘分田到户’也好，叫作‘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他还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 ” ［ 5 ］然而，谈话之后，毛泽东果然对这一主张做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要瓦解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主要是担心农村因此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今天回过头看，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当时全国粮食严重减产、粮食供应严重困难，相当多的人吃不饱、营养不良。陈云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乃至分田单干，都是为解决这一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不是也不可能是要解散集体经济。时隔 20 年后的 1982 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六二年我同毛主席谈话以后，毛主席很生气……把问题上纲到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说，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现在，万里同志在农村的工作，我说比从前大进了一步，比我那个时候大进了一步。那个时候，我只是说合作小组、个体经营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要存在。” ［ 6 ］可见，陈云当年所说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说的分田到户、分田单干，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土地承包经营。只不过那时不像改革开放后可以从容研究问题，名称和叫法未能经过仔细推敲，因此不够准确罢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提出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总的指导思想仍是坚持和改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因此只允许生产队包工到作业组和联产计酬，不允许包产到户。那时，安徽等农业比较落后的省份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还实行了分田到户。对此，上上下下出现热烈争论，使一些已经推广包产到户的省份感到压力很大。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率先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据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当时他首先是跟陈云商量的。那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应为 1979 年 6 月 18 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笔者注），大会休息时，万里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同邓小平谈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他们的支持，使万里心中有了底。［ 7 ］不久后，中央明确了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此，包产到户、土地承包在全国范围逐渐推广开来。

　　当包产到户推广后，又出现一些农民不顾生产计划和任务，什么利润高种什么，什么赚钱干什么，使粮食生产计划和许多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得不到落实，城市粮食价格出现波动、农副产品供应发生困难。对此，陈云指出：“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 2 ］（ p.305 ）“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 2 ］（ p.306 ）他还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如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 2 ］（ p.309 ）这一事实也说明，陈云当年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并不是要解散集体经济。因为如果是那样，农业是不可能做到计划经济为主的。

　　在 1985 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2 ］（ p.350 ）对于他的这一提醒，一些领导同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误以为农业“一包就灵”，粮食问题已经过关；误认为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不需要我们教他们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那时，国民经济受伤的元气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国家也不具备完全靠价格手段引导农民生产的条件，结果，粮食在连续增产几年后出现下滑趋势，导致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引起社会恐慌。实践反复说明，中国的粮食生产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仍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一方面生产经营方式要适应气候影响大、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另一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政府的引导；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运用价格手段引导农民生产，另一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作用。陈云关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改革的思想，对于我们考虑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将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