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创新问题是多年来年鉴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出现了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对于年鉴编纂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毋庸讳言，理论探讨的众说纷纭，直接导致年鉴编纂实践的莫衷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混乱了年鉴编纂工作者的思想，影响了年鉴的编纂质量。从年鉴编纂的实践角度来看，有必要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澄清和厘定，从而提高年鉴编纂的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年鉴的社会功能。根据几年来编纂年鉴的实践，笔者认为应该在规范地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的同时，在年鉴文本之外再行编纂与之相关的读物，满足更为广泛的读者需求。从年鉴读者普适性原则出发，首先应在“体内”进一步强调年鉴的规范化；其次才应从年鉴读者的特殊性原则出发，在“体外”提倡年鉴的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年鉴的体内规范，是指年鉴作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特殊书籍的质的规定性。简单地说，就是年鉴文本的规范。

　　所谓年鉴的体外创新，是指以年鉴为蓝本，为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要而编纂的年度地情资料书籍。年鉴的体外创新，突出年鉴资料为读者服务的灵活性。近年来，不少地方综合年鉴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的对年鉴内容大幅度压缩，编纂开本小、版式设计新颖、便于携带的小年鉴；有的城市针对广大市民最关心的问题，编纂具有政策指导意义，方便日常生活的手册；有的干脆面向所在区域党政机关干部，出版携带、查阅方便的实用手册，等等。相对于年鉴而言，这类书籍形式新颖多样，内容针对性强，有很强的可读性。不足之处是缺少系统性、全面性。

　　为什么要把年鉴的体内规范和体外创新分开，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年鉴内在质的规定性和读者社会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和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年鉴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萌芽、壮大和成熟的过程，而成熟的标志就是规范化，也就是年鉴之为年鉴的质的规定性。这些形成规范化的理论成果，是无数年鉴人长期努力奋斗的智慧结晶，也成为年鉴界从事编纂实践和研究的后来者必须恪守遵奉的圭臬。然而，“法久弊多”。同样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规定性的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年鉴也不例外。近年来，年鉴理论界对年鉴创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从年鉴的功能定位方面提出创新的，也有从年鉴的可读性方面提出创新的，还有从二轮修志实践的角度提出创新的，等等。但是，真正把创新理论落实到年鉴编纂实践之中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有人提出要借鉴国外年鉴的经验，把年鉴办成如同通俗刊物一样图文并茂、新颖活泼、文字优美、人人都喜欢阅读的书籍。从理论上讲，这无疑是很好的主张，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看到国内哪个地方综合年鉴做出在此方面的创新尝试。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传统的、体内规范的年鉴出版的同时，进行这方面的创新尝试，两者并存，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在年鉴体内一味要求创新，将会导致年鉴编纂者思想上的混乱，具体操作上的无所适从。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在众多体内规范的年鉴中，出现一本如同国外年鉴一样的创新型的年鉴，年鉴评奖机构的评委们也会头疼的，尽管这样的年鉴也许具备了很多优良的品质。二是长期以来年鉴编纂的实践证明，只有实现了年鉴的体内规范和体外创新，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年鉴服务社会的功能。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年对年鉴规范与创新的讨论可谓方兴未艾，对年鉴的编纂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理论探讨至少使大家在以下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年鉴必须规范，并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创新。规范与创新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只强调年鉴的规范而无视其创新，年鉴的读者面就难于扩大，年鉴服务社会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只强调年鉴的创新而无视其规范，就会弱化年鉴和其他资料性书籍的区别，也会降低年鉴的社会地位。但是，这样的理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充其量只是使年鉴的编纂者明白无误的了解到来自读者社会的基本诉求。而年鉴编纂实践面临的问题是，规范化的空间仍然很大，任重道远，遑论创新？并不是说创新不重要，而是在尚未很好地实现规范化的年鉴体内不断要求创新，年鉴编纂者就会感到“度”难把握，无所适从。因此，把体内规范和体外创新分开，各行其道，各司其职，从而使年鉴的功能最大化。近年来，一些城市在编纂年鉴的同时，编纂年鉴相关读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正说明了这一点。体内规范的年鉴文本，能够满足更广泛的读者受众需求。两者有机结合，使年鉴的社会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