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角色与一个时期的国家中心任务及这个中心任务下面的地方实践有关。不能只从制度规定来看村干部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制度本身是有多面性，且在制度背后还有体制、机制可以发挥作用。

　　有学者将村干部角色分成一身二任的当家人与代理人，即村干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主持村民自治的当家人，同时，村干部又是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这种一身二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干部的行为模式。依据村干部产生的方式，相对来讲，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就更多是当家人，村支部的产生更多体现了上级党委的意志，就更多充当代理人。从理论上讲确是这样，但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假设要复杂。

　　取消农业税前，全国农业型地区，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地方政府就必须想方设法将完成农业税任务当作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工作，县市将完成税费任务纳入乡镇考核的“一票否决”，乡镇不能完成税费任务，一切工作都是白费。在农民缴纳税费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乡镇直接找一家一户农民收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是农民人数太多，经济剩余少，收取每户很少的农业税却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为了按时完成税费任务，乡镇就必须让村干部协税。乡镇通过制度设置和机制创新将不能完成协税任务的老好人村干部排斥出去，而让有能力协税的人来替代过去的村干部。这些有能力的人往往是为了协税而敢于得罪村民的人。问题是，这些人凭什么要当村干部得罪村民？乡镇为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就默许完成税费任务的村干部从中获利，包括按时完成任务的奖励。

　　与“收粮派款”这个天下第一难事几乎如出一辙的当前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征地拆迁”也是“天下第一难事”，因为土地不可移动，征地拆迁就很容易遇到钉子户，而且征地拆迁涉及巨大的利益补偿和利益调整，离开村干部，县乡政府很难完成征地拆迁任务。征地拆迁的工作量极大，且由于利益巨大，利益博弈的激烈复杂程度会远远超出之前村庄经验。之前的老好人村干部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来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迁工作。但征地拆迁中有着巨大潜在利益，村庄中的一些厉害角色就希望借机来获得这些利益。他们通过选举当上村干部，然后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迁任务，地方政府也默许这些积极协助征迁的村干部获得利益，比如村干部借征地拆迁而承揽土方工程获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