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预算法》称为“准宪法”，或者“经济宪法”。不管怎么定义，它都是一个“公家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通盘规则。因为重要，所以复杂，其背后的修订更是一波三折，蕴含着多方的角力和博弈。

　　《预算法》大修背后的多方博弈

　　8月30日凌晨1点左右，被誉为“财政部头号智囊”的贾康在其新浪实名微博发布消息，“我已满60周岁并卸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职务，今后努力做好民间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等工作。”

　　此时，离预算法修订草案于8月3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之前只有1天。历经两届人大，四易其稿，以及10年的博弈和协商。曾长期参与修法的贾康对此称：“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老百姓关注的‘三公消费乱象’。”

　　但也有专家“泼冷水”，“解决‘三公乱象’，仅指望‘新预算法’是很天真的。”

　　人大进，政府退？

　　170人，161票赞成、2票反对、7票弃权。

　　这就是“新预算法”的投票结果，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多名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和现行1995年颁布的《预算法》比，新法从过去的79条增加到了101条，其中有25条是原封不动，其余都有修改和增删。此外，更多的变化在理念和宗旨上面——即从过去的强化政府管理权力到规范和制衡政府收支行为。

　　但也有人在担心，是不是“宏观调控”不提了？以后政府花钱是不是要受到更多掣肘了，甚至有个别地方财政局长向廉政瞭望记者“诉苦”：“今后财政局长更难当了，一方面要配合行政主官刺激地方经济，一方面要等上面的转移支付，还得平衡收支，光是每年的预算编制就要更磨脑得多。”但某县的一名人大副主任则批评说，“有的人以前好日子过惯了，拆东墙补西墙就想蒙混过关，但我们限于现实条件，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后要是再这样可糊弄不了谁。”

　　其实，在上层，也有类似的博弈。在预算法修正案的审议过程中，财政管理体制到底应该由人大来定，报人大审批，还是由国务院规定，报人大备案，一直存在着争论。

　　观察人士分析称，预算法修订程序一再拖延，更重要的原因是争议太大，难以形成共识。多位参与预算法修订的专家及官员曾透露，人大、财政部、央行、国税总局等众多机构各自有不同诉求。

　　2004年，全国人大就提出了修改预算法的动议，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曾到全国各个省，包括财政部门调研，并没有事先与财政部联系。经济观察报称，“因为两家合在一起搞，总要有一个牵头，不能两个都说了算。人大自己对这个问题先有研究调研、亲自起草，也为将来在预算法修改立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做一个必要准备，以争取主动”。

　　但后来这个预算法修改一稿在征求财政部意见时，财政部的反馈是，按照这个草案，预算没办法搞，做不了。所以在一审、二审稿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财政部主导的方案，但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当时有多位专家通过媒体表示，二审稿更像一个政府内部工作条例，由部门主导的草案，与预算法应有的地位不符。

　　今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大方向定下来以后，修改预算法看似水到渠成。

　　在刚刚通过的四审稿中的内容，有不少就是当时全国人大的草案里提的。相关专家认为，四审稿很好的体现了十八大和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精神，他们还进一步提出，设立预算委员会，让其成为人大的常设机构对政府花钱进行监督。

　　当然，除了博弈，机关和部门，部门和部门之间更多的还是体现相互合作。如三中全会财税部分的改革就是全国人大、财政部、国税总局、国务院秘书局等单位共同起草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更是中央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这不是哪一家闭门搞出来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如此回应外界议论。不可忽视的是，全国人大在里面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被专家认为是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