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六大以来开会时间最长、出席人数最多、讨论问题最深入的一次中央全会，也是毛泽东自六大当选中央委员以来第一次出席并作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的全会。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党内经历一场大争论后召开的。1937年8月，洛川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已为抗战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可是，王明在同年12月和翌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新政策”为名作主导报告。他虽然也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但重点却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中有左、中、右派的分析，点名批评刘少奇有关“抗日游击战争基本政策”的正确观点，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系统的右倾主张。与会多数同志对王明传达的“新政策”盲目信赖，并以他的观点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张闻天等坚持洛川会议以来的中央路线，有保留地接受“新政策”。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进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但却确定王明在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会后王明即去武汉，把十二月会议精神写成《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擅自发表，提出“六大纲领”，推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1]王明在武汉另搞一套，不执行中央指示，直至1938年夏季，不但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对全国抗战起指导作用的《论持久战》，反而将自己诬蔑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等意见，秘密“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以求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干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因此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分清了路线是非，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如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后来所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本文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来论述毛泽东与六届六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