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文简称《六大以来》）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直接原因，有的观点认为主要是针对王明在延安重印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事实真是如此吗？笔者认为，简单地从结果倒推来寻找事情发生的原因，又缺乏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必然会陷入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误区。因此，只有把《六大以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结合一些文献资料，才能对其编选目的和原因作出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

　　一、编辑《六大以来》与“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印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对此，胡乔木回忆说：“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这段话把“算历史账”与“开始编《六大以来》”联系起来，似乎也说明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主要是针对这本小册子，并成为有的研究者用来说明编辑《六大以来》是针对这本小册子的依据和证明。但胡乔木接着又说：“编辑《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6、47页。】这句话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其实，要探寻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目的，需要从七大拟要解决的问题说起。

　　对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的想法，早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即已提出。六大于1928年6月召开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召开七大，但党内早就有了召开七大的动议，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决定：“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但此后由于形势严峻和条件不成熟，七大迟迟未能召开。到了延安时期，党内外的形势好转，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程。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七大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6页。】这样，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作为七大的重要议题就被确定下来。为此，中央还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由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25人组成。在此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召开七大的问题被多次提及。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页。】再如1940年3月底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委托任弼时负责筹备工作。【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