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法制国家鼓励民众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权益，解决纠纷，以不断强化“依法治国”的理念和效能。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诉讼数量会相应增加，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增加，会有愈来愈多的争端涌向法院。但随着发展趋于稳定，社会本身由失范转向规范，诉讼的增长趋于平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1 ］可见，从社会变迁的过程出发，将为我们理解诉讼数据的历史性变化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

　　一、诉讼数据变化的国际经验

　　在国际上，诉讼数据研究往往以法院档案资料为基础，分析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法院诉讼数量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试图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X) 和“法院诉讼率” (Y) 两者之间建立相关关系或函数模型。具体来说，变量 X 可分解为 GDP 、人均 GDP 、人口数量、年龄结构、非农人口比例等次级变量；变量 Y 一般是指每十万人中诉讼案件的数量 ( 诉讼率 ) ①。

　　美国的“威斯康星学派” ( 历史社会法学派 ) 最早开始诉讼数据的历史研究，其代表作是 1959 年出版的有关 Chippewa County 法院民事诉讼数据变化的整理资料。在该书的序言中，维拉·赫斯特 (Willard. Hurst) 深刻的指出诉讼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案件数据不仅反映了司法系统自身的历史，也反映法与该社会的普遍价值和变化过程的活生生关系”。［ 2 ］不过，诉讼数据研究虽然就此发端，但成果的显现却经历了一段沉寂期。一直到 1974 年，年轻的西班牙裔学者托瑞 (Jose Juan Toharia) 通过研究西班牙法院 1900-1970 年的统计数据，发现法院民事诉讼率和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在经济持续发展时，诉讼率也可能出现停滞或者下降。［ 3 ］

　　这一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此后有关诉讼历史数据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代表性的如弗里德曼和佩思福［ 4 ］、麦克因特西［ 5 ］、来佩特［ 6 ］等人的研究。他们的一个重大发现是诉讼率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下降，这和当时人们“诉讼爆炸”的直观印象是相反的。例如弗里德曼和佩思福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地方基层法院 1890-1970 年民事诉讼数据的分析，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完成，地方基层法院在纠纷解决狭义的“纠纷解决”仅指纠纷得到了平息，侧重结果，而广义的“纠纷解决”也包含了处理、对待纠纷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纠纷管理。显然，本文的“纠纷解决”是广义的。中的行为方式发生了从“解决纠纷到例行处理”的转变。［ 7 ］其理由是：一方面民事案件的类型上，经济财产类案件 ( 需要解决纠纷，证据和法律关系比较明确，多属于公共领域 ) 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人身侵害和家庭类案件 ( 大多只需例行处理，以调解或者盖章同意的形式结案，法律关系相对模糊，往往属于私人领域 ) 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结案方式上判决率在不断的下降。［ 4 ］而麦克因特西对美国圣路易斯地方基层法院 1820-1970 年民事诉讼的数据研究也验证了案件类型和结案方式的这种发展趋势。［ 5 ］

　　二、社会变迁与诉讼数据的关联模型

　　除了上述具体的地方案例研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诉讼数据研究高潮中，众多学者还相继对该类历史性研究的方法、模型、意义等进行了讨论，［ 8 ］［ 9 ］归纳来看，这些研究呈现出四种社会变迁与诉讼数据的关联模型：［ 10 ］

　　1. 随机型 ( 见图 1) 。随机型假设变量 X 与 Y 之间没有规律性联系，在座标系中表现为散点图。这种假设比较简单化，体现了早期文献中尚缺乏对诉讼率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系统研究，没有发现两者间的可能关联。后来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地方性诉讼数据的研究发现 X 与 Y 之间大体存在同步变化关系，［ 3 ］反证了随机型模型的应用很受局限。

　　( 图 1)

　　2. 直线型 ( 见图 2) 。直线型假设 X 与 Y 之间存在直线 ( 图 2)

　　型关系 ( 线性相关 ) ，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事诉讼率呈现上升或下降的线性趋势。在实际的诉讼数据研究中，这种直线型关系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如机动车案件的上升和减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和停滞大体相一致。［ 11 ］另外，美国学者卡甘 ( Robert Kagan) 还以债务案件为例，指出美国债权债务争端在 18 、 19 世纪一直在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占第一位，在许多州差不多都在 50% 以上。但 20 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趋于稳定，这类案件的数量开始下降，特别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下降的幅度更大，在许多州的上诉法院这类讨债案件不到 7% 。［ 12 ］ 不过，直线型虽然较好地解释了某些案件类型的变化规律，但却无法解释不同时期总体诉讼率的波动。

　　3. 曲 ( 折 ) 线型 ( 见图 3) 。曲 ( 折 ) 线型假设的突出特征是存在“拐点”。托瑞研究了西班牙 1960-1967 这一时期的诉讼数据，发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繁荣时期，诉讼率上升很快，但到了某个现代化“节点”之后，诉讼率开始下降。［ 3 ］另外，美国学者肯沃斯 ( Lane Kenworthy) 等人也指出 , 1970 年代初以来美国汽车工业由于激烈的竞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促进了公司的短期行为，引发了诉讼数量的迅速增长，持续了十几年。但自 1980 年代后期以来 , 汽车工业的大公司和它们的供应商、零售商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 , 避免诉讼和运用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主要方式 , 诉讼数量明显下降。［ 13 ］

　　( 图 3)

　　( 图 4)

　　4. 周期型 ( 见图 4) 。周期型模型在坐标系中表现为有峰有谷的波浪型。该模型主张要细致考察不同时期地方性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具体限制，避免模型的简单化。例如范登伯格认为西班牙的诉讼数据中， 1945-1967 年稳定的增长是一种静态平衡，是对环境形势的适应调整；而 1970 年代的持续下降，是动态平衡。这种周期性增长或下降模式不仅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在苏联的法院数据中也得到了证实。［ 14 ］不过，诉讼率变化呈现周期型波动，但周期有长短之分。“长周期”指在现代化 ( 工业化 ) 的早期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诉讼率的上升，但现代化进程 ( 工业化革命 ) 完成以后，诉讼率的增长将变得平缓，甚至下降。具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一些特殊事件的影响，如经济危机、战争等，可能导致诉讼率的变化出现较大幅度的起伏和波动，呈现一个个诉讼率上行下降结合的“短周期”。可见，周期型不仅注意到社会变迁的方向 ( 如经济社会发展或倒退 ) 对诉讼率的影响，而且还考虑到社会变迁的平稳性对诉讼率的影响。

　　综合相关经典文献来看，在社会变迁和诉讼数据关系研究中，上述四类关联模型影响最为广泛。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种模型化的研究范式逐渐从欧美扩展到拉美和日本，试图在社会变迁和诉讼数据之间纳入涉及更广泛区域的案例经验。［ 10 ］［ 15 ］

　　三、诉讼数据变化的中国现实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持续的社会变迁之中，社会矛盾在各个层面凸显，大量的纠纷涌向法院寻求解决。与此同时，随着各级法院诉讼数据整理的逐步规范化和公开化，诉讼数据的量化研究在国内也有所起步。

　　在国内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就全国性数据而言， 1996 年是法院诉讼量的关键“拐点”。也就是说自 1997 年开始，法院一审案件的收案数量再没有以每几年就增加 100 万件的速度迅速增长，而是在 500 多万件的水平上徘徊，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1979-1996 年，民事案件诉讼的年均增长率为 16.9 ％，与 GDP 的相关系数为 0.99 ；而 1997-2006 ，民事案件诉讼的年均增长率为 -0.45 ％，与 GDP 的相关系数为 -0.82 。［ 1 ］这组反差极大的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和诉讼数据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若完全套用欧美国家的经验模型或理论来解释中国诉讼率的变化将很成问题。事实上，欧美国家的经验模型，基本上均基于区域性数据，而不是基于地域辽阔的国家层面数据。在中国，就省一级区域范围的民事诉讼率而言，我国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中，民事诉讼率最高值约为民事诉讼率最低值的 7 倍， 2008 年高于全国民事诉讼率的有 16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低于全国民事诉讼率的有 15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这种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全国民事诉讼率产生了显著的对冲、拉平效应。［ 16 ］

　　不仅是全国性数据，在多个地方法院，诉讼量近年来也呈现下降趋势。对此，贺欣以经济类案件为例尝试从四个方面加以解释：纠纷解决机制的变化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而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法院功能不良这三个方面都起了作用，但作用程度在各个时段和地区有所不同。在诉讼量变化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贺欣认为中国的案例对西方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在西方国家，当案件开始下降，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也大体完成了，经济环境变的规范，但在中国这些进程都还没有完成，经济案件就下降了。［ 17 ］贺欣的研究数据主要源于广东、湖南的两个基层法院，尽管他考虑了影响诉讼数据的多种可能因素，但由于中国各地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他的解释的覆盖面还有待于更多的实证数据验证。另一位学者冉井富也注意到了现代化特征要素的发展对诉讼率的增长作用是显著的，表现为在中国社会，每一种导致失范的危机事件过去之后，诉讼率都会有所回落，但都没有回落到危机事件发生之前的水平，这说明诉讼率在此之前的增长不能全部归因于失范现象，而应当部分地归因于持续、稳步发展的现代化特征要素。与贺欣不同的是，冉井富认为我国的诉讼率变化很大程度在重复着美国的历程。［ 18 ］

　　对比而言，在应用欧美的社会变迁与诉讼数据的关联模型来关照中国社会时，至少有三点应当引起注意：一是“地域效应”。欧美国家的经验模型，基本上均基于区域性数据 ( 或者国家面积较小 ) ，而中国的地域辽阔，宏观的全国性诉讼率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数据，对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存在对冲、拉平效应，因此欧美关联模型的比照是否可行，需谨慎对待。二是“案件类型”。在同一经济社会发展时期，不同案件类型的增减状况可能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如 20 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加州的债务案件在减少，而同期的经济合同案件在上升，这对整体的民事诉讼率也有“拉平”效应。因此，宏观诉讼率的变化往往掩盖了具体案件类型的分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联模型是否科学需要商榷。三是“文化和制度效应”。经济的发展是影响诉讼率的重要因素，但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也对各个地区诉讼率的影响力巨大，如在印度，文化和制度先进的邦，诉讼率要远高于其它邦，存在极为夸张的区域差异。［ 16 ］ 因此，本文认为不能简单的套用欧美国家的地方性经验模型或理论，也不能从宏观数据就认为我国诉讼率的变化同样验证了西方学者有关诉讼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一国的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数量、司法公信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诉讼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诉讼率高度相关，但这种相关不是 GDP 直接作用的结果，［ 19 ］而是经济发展引发的整体社会变迁发生作用的结果。

　　总体上，由于国内法院缺乏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长期的历史档案数据，加之司法实证量化研究的薄弱，使得诉讼数据研究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就研究本身而言，当前国内诉讼数据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是研究方法的滞后，而是数据资料规范性的缺失。一方面，中国各级法院系统规范的司法数据统计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到目前也不过短短三十余年时间。即使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统计的口径 ( 如案件类型归类 ) 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已先后公布了 5 个版本的司法统计表格；最高人民法院在 1982 、 1987 、 1991 、 1997 、 2001 均制定了新的人民法院司法统计表格。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司法环境，法院数据统计还存在“失真”的问题。可见，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与文化问题。［ 20 ］

　　四、小结

　　近年来，国内前沿的法学研究采用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越来越重视实证数据的支撑。但较之传统的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路，国内的法学量化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在梳理大量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变迁与诉讼数据之间的四种关联模型，并以此关照中国社会，指出地域效应、案件类型、文化和制度效应等都提醒我们应慎重套用欧美的地方性经验模型或理论。

　　综合来看，社会变迁与诉讼数据关系的研究，侧重考察外在因素、外部变量对法院的影响。作为司法实证量化研究的突破口，诉讼数据研究目前在国内还刚刚起步。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既使得难以简单搬用国际经验，又导致短期内尚难以建立有效的解释模型。而要建立真正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应用模型，恐怕还需要更多年份的诉讼数据资料积累，以及更加细致的考虑中国社会的地区分割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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