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公正司法的最大妨碍往往来自于对司法进行任意干预的闲不住的“权力之手”。四中全会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制度创新，抓住了当前推进司法公正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也成为此次全会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突出亮点。

　　然而，有好的立法理念和思路，仅仅迈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记录、谁来记录，如何通报、向谁通报，谁来追责、怎样追责……这一系列的执行环节如果不能明晰规范可操作，制度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一些基层的司法工作者在欣喜之余也担心，凡是能出面打招呼、批条子的，都是有相当能量的上级或实权部门的领导，别说普通法官、检察官，甚至院长、检察长都惹不起。而且随着从严治党的“螺丝钉”越拧越紧，今天明目张胆打招呼、批条子的越来越少，往往就是一个电话、几声私语，地点本就私密，又故意说得转弯抹角、模棱两可，如何记录、向谁汇报都是难题，更不要说后续的通报、问责了。应该承认，他们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

　　要想使这一制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问题入手，在破除不敢、不愿、不能三个关键点上着力。

　　破除司法地方化是关键。一些地方司法部门之所以不敢坚持原则，关键就是在实际利益上严重依附或者依靠地方，腰杆硬不起来。一方面，司法部门在财政上仰地方政府的鼻息，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支出都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由地方财政拨付，从机关到具体工作人员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地方的支持，自然也就缺少杜绝对方干预的底气；另一方面，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地方法院院长事实上是地方政府首脑的下级，无论是党内职务、还是行政级别，都低于地方主要领导，自然难以抵挡来自上级的干预。对症下药的方法就是打破司法的地方化，尽量避免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财物方面对地方的过度依赖。今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中央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其中一项重要改革内容就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域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其用意也大体在此。如果这些改革举措能够如愿推进，对于化解司法地方化的顽症应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