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法治思维与法学著作看中华法文化价值

　　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是法家思想最高的综合，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声法治呐喊。此后，法为“治国之具”便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无论是汉族的统一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立国之始都积极立法。北魏孝文帝“凡立法有疑义，亲临决之，后世称焉”。

　　在司法方面，法家主张援法断罪。至晋朝刘颂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此义明确表达了罪刑法定的认识，是否已形成法律条文，由于《晋律》已佚，不得而知。但从北周和唐朝关于律法断罪的法律规定中，可以推测晋律已将刘颂的建议法律化了。特别是《唐律疏议》做出的“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被此后历代传承，是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原则。它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却早于西方一千多年。

　　唐朝，魏征曾将国家、皇帝、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国家是一匹奔马，骑手是皇帝，皇帝手中的鞭子就是法律。这个比喻说明在专制制度下，法治的实施受到了君主的制约。

　　在法治思想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发展规律的法学。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但不能就此否定中国古代特有的“法学”的存在。辉煌百代的伟大中华法系，怎么可能没有法学的支撑？汉唐以来规范详密、制度完备的中国法律传统，怎么可能没有法学为其论证和指导？

　　中国古代法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先秦和秦汉以后两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