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体会，这主要是指收入分配要体现公平。

　　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被历史淘汰。

　　对为何要实行公平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收入实行均等化分配也能增进社会福利。何以如此？他的理由是，穷人一块钱的效用要比富人一块钱的效用更大。对富人来说，多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少一元钱也无足轻重；可对穷人来说，多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这样，将富人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社会福利会因此增大。

　　20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这一观点广受关注，并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政策。当然，其间也受到不少人批评。批评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效用属主观感受，无法横向比较。穷人缺钱可能买不了自行车，富人缺钱可能买不起汽车，所以不能说一块钱对穷人的效用就比富人大。二是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会停滞，最后富人也会变成穷人。

　　公平分配当然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关于福利优化分配的标准。在帕累托看来，福利分配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既定分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通俗地讲，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就无以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分配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便是最优的分配。

　　帕累托还指出，福利分配除了最优状态，同时也存在次优状态，即不减少任何人福利仍可增加某人的福利。学界称此情形为“帕累托改进”。有这种情况么？当然有。比如当年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并未因此受损。帕累托强调，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可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