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讲学时，与中国学人合影。

泰戈尔访华时，与徐志摩、林徽因合影。

罗素访华讲学离开中国前,和中国学人合影。

　　近代中国外遭列强觊觎压迫，内受军阀专制反动统治，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探索国家出路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期冀用民主、科学来唤醒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世界名哲杜威、罗素、泰戈尔（当时又译作太戈尔、泰谷尔等）先后应邀访华，被知识界寄予了改造中国社会、开出救世良方的厚望。“无论自觉与否，名哲讲学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而且事实上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构成了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学界对他们访华的个案关注较多，但比较研究却很鲜见，对比审视三人访华的不同际遇，或许对于考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风云际会富有启发意义。

　　杜威、罗素、泰戈尔访华万众瞩目

　　1919年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到日本游历讲学，其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得知此事立即协商邀约其来华事宜。杜威欣然接受胡适等人的邀请，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上海，随即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两年多的讲学、游历之旅。

　　1920年6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接受了北京大学傅铜教授邀其来华讲学一年的邀请。之后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成立，正式接手了罗素来华的相关事宜。同年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开始了访华之旅，1921年7月初离开北京，结束中国之行。

　　1924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接受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40多天后离开。

　　当时报刊媒体大力报道三人访华情况。杜威在华的时间长达两年多，大小演讲达百场以上，《晨报》连载了杜威在北京时的五大系列讲座，并且集结成册，到杜威离开中国时已印行13版，每版都在1万册以上（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罗素的巨幅照片，对他的中国之行广为宣传。《新青年》也集中将罗素的生平、著作介绍给读者。《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出版了泰戈尔专号，发表了许多译介泰戈尔的作品及众多学者为表示欢迎所写的文章。

　　杜威、罗素、泰戈尔不仅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其演讲还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周由廑：《约翰杜威博士教育事业记》，《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所有男男女女，人山人海，坐位站地，均无空隙”（董凤鸣：《泰戈尔之在南京》，《晨报附刊》192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