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规定，为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行动指南。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现刊发四位学者的笔谈，以飨读者。

　　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刘宗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一方面，在反腐败斗争中披露的腐败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人们对引起腐败的某些体制性弊端和党能否取得反腐败的最终胜利感到忧虑。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理智而清醒地认识腐败滋生的历史环境

　　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我们既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要清醒地看到腐败滋生的历史环境。

　　首先，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始终存在权力腐败的危险。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应当消灭私有制和国家，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诞生的，不但不能消灭国家，而且要运用国家权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处在执政地位，党员干部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掌权者在有机会获得资源的条件下往往潜藏着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是留给无产阶级的一大祸害。事实上，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只要有官员掌握权力，腐败这一古老政治现象总会反复出现。

　　第二，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严重腐败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从传统的农业化到现代的工业化，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衔接机制不完善，一些官员会通过“权力寻租”谋取私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后认为，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都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美国在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出现过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以致全国掀起了“黑幕揭发运动”。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行“赶超战略”，用30多年的时间赶超西方3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之路，必然会引起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剧烈变革，也必然会在某些人眼里出现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机会。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30多年，但社会转型并没有全面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还在加紧推进。面对腐败现象，我们只能把它降到最低限度，而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腐败的社会环境。

　　第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还需要深化制度体系的改革。遏制腐败需要管住权力的制度化体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制度漏洞仍然会引发腐败的发生。在市场体系中，有权力设租和财务采购的漏洞；在政治体系中，有“利益俘获”和用人腐败的漏洞；在社会体系中，有以职谋私和办事送礼的漏洞。只要有制度漏洞，就必然会产生权力腐败。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监督体制也会使权力任性。在我国，“一把手”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究其原因就是监督体制的软弱。在以往的监督体制中，纪委没有相对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置权。同时，人大的监督权、审计部门的审计权以及司法体系的惩戒权也没有依法充分行使。可以说，制度漏洞与监督乏力的交互影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腐败的大面积产生。

　　第四，官员信仰的丢失和价值观的变异也使反腐败形势趋向严峻。一些官员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享乐主义的影响，把信仰的追求变成了对金钱的追求，而且痴迷于奢靡的生活方式。

　　为此，一些官员搞权钱交易，走上了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