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它温文尔雅、贵和持中、风流蕴藉、潇洒飘逸，为历代书家所瞩目。这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一

　　《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认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赵壹的指斥显然是从儒家“弘道兴世”的角度出发，认为痴迷于草书会使人“背经而趋俗”，因此必须予以遏制。他的批判虽然是对当时书法发展潮流的否定，但却在不经意间将书法导入正轨，即书法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儒家道德礼法的基础之上。汉末名气最大的书法家是蔡邕，他以古朴和典雅的篆书、隶书见长，其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经，刊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和《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石经刻成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可见，蔡邕是因为精通篆隶和刊刻儒家经典而受到世人推崇的，他的书法是建立在儒学精神的光环之下的。与他同时代的草书名家张芝家学渊源，其父张奂为著名儒生，曾师从经学大师朱宠研习《欧阳尚书》，并将《牟氏章句》从四十五万言减为九万言。张奂因为党锢之祸被免官，回归弘农后闭门不出，教授弟子千人，讲诵儒家经典，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张芝一生未仕，长期跟随父亲左右，自然受到父亲经学思想的影响，《后汉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志》云：“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可见，张芝也是当时的名儒，其思想必定影响书法。从保存在《淳化阁帖》中的张芝草书《冠军帖》《终年帖》等作品来看，其用笔自然灵动，潇洒飘逸，“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甚是精彩。但是，从中也可看出其草书线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笔势的活泼与线条的柔美和结体的厚重并存，充分彰显出儒学精神对其书法的影响。张芝由此而成为汉末曹魏时期唯一的草书大家，与其同时代或略晚的几位书法家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和胡昭等都不擅长草书。可见，此时的儒家思想虽已出现式微和裂变，但儒学精神对书法仍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的书法字体是楷书和行书，这两种字体符合儒家中和的精神气象，因此受到士子的青睐。

　　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