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是国之重器。大国复兴，话语不能缺席。

　　强大话语往往背靠强大国家。古往今来，中心国家的话语在每一时代都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雄踞世界之巅的位置，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从汉唐盛世直至康乾盛世，中国的农耕文明历经千年进化，达到辉煌的极致。因此，中国古典话语，以其璀璨的内涵、深沉的智慧、优雅的姿势，辐射四方。近则泽被四邻，新罗和高丽、日本、琉球、越南及东南亚诸国，世受华风濡染；远则播及世界，在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等遥远的地方，引起一阵阵文化激动。中华古典话语从古而今未曾断裂，“中华文化圈”成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婆罗门教文化圈交相辉映的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备受景仰。

　　话语衰落往往源于国家衰落。近代以来，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社会制度形态变迁，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不可避免地被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侵蚀、所取代、所超越。体现在国力竞争与国家地位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不仅因为落后而挨打，也因为落后而失语进而挨骂。而与之同时，西方话语上升为世界的主导话语，以其强势占领了文化高地，掌握了话语内容的定义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话语争议的裁判权。西方或以布道师身份出场，将地域性话语上升为普及性话语，谋求殖民于世界；或以裁判者面貌出现，以西方是非为标准，对其他国家的话语、行为乃至世界观、价值观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伴随着西方话语汹涌而至，中华古典话语被迫挤入历史暗角，失去了本来的荣光。

　　话语复兴寄希望于民族复兴，话语复兴也始于民族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件，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一个历史性伟大开端，也是中国话语在20世纪中叶走向世界的开始。像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就是当年中国话语对世界的贡献。

　　68年，弹指一挥间。今日之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在时隔几个世纪之后，终于站在了民族复兴的门槛上；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已然成为21世纪最为确定的历史大趋势。现在的中国，“物质上的强大”正在成为现实，但这绝不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全部梦想，中国绝不能成为一个物质发达而精神贫困的“跛脚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一个政治经济强大的中国必然是精神文化同样甚至更加强大的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复兴，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得到了大幅提升，开始与国力相匹配并相互促进。在APEC峰会、G20峰会、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举动牵动世界目光，低迷的全球经济、失调的全球治理无不期盼中国方案。中国没有让世界失望，而是交出了亮丽答卷。如今的中国，不仅事实上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推动者、引领者，更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层面上重构了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形态，让世界重新理解全球化、重新拥抱全球化。当联合国、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无不期待听到中国声音时，中国亦大度分享自己的智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文明多样性，从合作共赢到包容互鉴，中国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充满希望的新图景。

　　当然我们也有短板。在“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但我们的短板不在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而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自觉与自信相对不足方面，在于我们把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相对滞后方面，在于对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准备不足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