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受益者，1978年初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人称“七七级”。这一年，正是我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元年”；是改革开放给了我理论学习的机缘，我也一直以改革开放作为我理论研究的课题。换言之，我的理论生涯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

　　宿舍变论坛，同学成“对手”

　　我们这个班，应届高中生只有几个，主体是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工人。高考制度的恢复，“忽如一夜春风来”，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是，争分夺秒，刻苦学习，成了我们的常态。除了按时听课，还加码读书，读马恩列斯毛，读康德黑格尔，参与学术争论，比如，“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否起决定作用”“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等等。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虽说还没有什么理论功底，但都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卷进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宿舍变成了论坛，同学成了争论对手，每天晚自习后从教室回到寝室必要争论一番，常常面红耳赤。正是这种互不相让的争论，推动我们读书，找到理论依据后继续争论，如此反复，使我们的理论水平、思想观点、研究方法都得到提升。我至今还保留着一篇叫《真理没有阶级性》的手稿，它是我和同学们争论的产物，稿上注有“1978.11，初稿”的字样，是我入学后8个月写的。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了我的哲学文集《从历史走向现实》。

　　读大学期间我写得较为成熟的哲学论文，是《谈谈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长期被认为是主张“阶级调和”的理论。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我感到，“中庸”是讲人类行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过分勇敢是鲁莽，太缺乏勇气为怯懦，两者中间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钱过度是挥霍，过分小气为吝啬，介于二者之间的才是节俭。这实际上要求人们的行为不可走极端，而应保持适度状态。于是我认定，亚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与“折衷”“调和”不能等同。在老师的帮助下，论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新华文摘》1982年第1期转载，接着，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收入。

　　一心做学问，立志出思想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南京建工学院教哲学课，接着在职读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进修班。1985年9月—1988年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肖前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让我最初的哲学价值观受到深刻洗礼。

　　大学三四年级时，我把专业方向锁定在西方哲学史，接着聚焦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家之一的谢林哲学，还发表过好几篇研究谢林的论文和译文。进入博士学习阶段，一个新的想法渐渐挤上心头：一辈子研究一个人，可以成为学问家，但难以成为思想家。我梦想成为思想家：我想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地贡献一些思想，发挥好哲学的实践价值。我发表了《哲学迫切需要面向当代现实》《让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等文章，倡导哲学家们下笔写文章，既要关注专家同行，更要心系社会大众；既要把哲学作为学问来研究，更要把哲学作为武器来锻造；既要重视哲学的学术价值，更要重视哲学的社会效应。哲学不能成为哲学家们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私藏珍品。基于这种认识，我自己在大批量地阅读学术著作的同时，关注报纸广播，到体改研究部门看内部资料，与研究人员攀谈等等。后来，当1989年海南经济特区招手时，我义无反顾地去了海南，这是我个人思想逻辑的顺理成章。

　　“先行先试”，“特区意识”

　　海南建省与办经济特区是同时进行的。由一个地区上升为省，人们在工作上很容易想：其他省是怎么做的？“建省意识”就这样形成了，很多事情都要看兄弟省市的做法和规定。而这种思想和思维与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与它所担负的“先行先试”的使命是不相吻合的。

　　哲学有用武之地了——我在各种媒体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呼吁强化“特区意识”，淡化“建省意识”；强调用好特区政策，造就特区气氛，创造特区优势，改善特区投资环境；概括和阐发特区精神、特区作风、特区效率；推动塑造特区形象，创建特区文明；主张对干部开展系统的特区教育……几十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见诸报端广播电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撰写《特区导论》一书，根据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的伟大思想，系统阐述经济特区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怎么样等问题。1995年《特区导论》出版，接着很快出了第二版，在几个经济特区都很受欢迎。

　　“特区意识”这个概念，成为海南多年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目标之一。直到2007年省委指派我负责省第五届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重提强化特区意识，成为代表们审议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