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位于珠江口东岸，是广东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外贸口岸，是全国4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莞以博大的胸怀和创富的激情，依靠外向带动、“三来一补”起步，创造了敢为人先的发展奇迹，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也积累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今，东莞这个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高速列车，正处于“爬坡越坎”的关键期，转型升级的换挡期，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凸显期，劳资纠纷的敏感期。因此，做好社会建设和治理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更为艰巨。对此，东莞的干部群众普遍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他们认为其社会治理任务可以说是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最为繁重的。突出表现为涉土、涉农、劳资纠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房地产等六大领域占据了不稳定因素相当大的比例。东莞市特殊的发展模式，成就了东莞的快速发展，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难题。

　　从外部因素来看，有“三个70%以上”，使得东莞的社会治理任务比别的地方更加艰巨。一是东莞市有830多万常住居民，户籍人口只有180多万，70%以上的常住居民是外来人口；二是在外来人口中，35岁以下的占70%以上；三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外来人口70%以上。这“三个70%以上”叠加，有正面的意义。比如，外来人口多，思想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碰撞能够产生创新的动力，年轻人充满活力与想象力、充满着创新和拼搏精神，等等。但是，也有不利的方面。首先，对外来人口的监督约束力小。如果是一个以本地人为主的社会，由于是熟人社会，村头村尾都认识，乡规民约、周围环境、亲戚熟人的监督是无形的，他要遵纪守法，但如果他进入完全新的环境里面，周边的人都不认识，受监督的约束自然会松懈，至少是有松懈的空间，因为人的自觉性还是有不同的。其次，年轻人在充满活力、有冲劲的同时，比较冲动、浮躁。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如果到处充满冲动和浮躁肯定是安定不了的。再次，由于法律意识、文明素质等各方面跟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外来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常住人口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把这几个消极因素一叠加，就会明白为什么东莞情况特别复杂。深圳的外来人口也很多，大部分也很年轻，但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70%。因此对东莞来讲，要花更大精力抓社会建设、强化社会治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前不久，我们就东莞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进行了专题调研。其间，以开座谈会和走访的形式重点了解高埗镇台资企业裕元公司劳资纠纷事件。有媒体和学者称，裕元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劳资纠纷事件之一。2014年4月14日—4月17日，世界知名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等的中国生产商、广东东莞裕元鞋厂爆发了数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事件缘起于4月5日开始，部分员工因社会保险、公积金等问题引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质疑企业方在员工福利上存在作假等不当行为。由于涉及人数多、追溯期限长、资金数额大，且境内外各种新闻媒体和有关组织广泛关注，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诚然，裕元事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各方基本满意的解决，我们认为，是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结果，具有非同寻常的标本价值，应当从各个角度全面认真深入总结。鉴于不少专家学者和当地政府部门对此作了许多研究，我们试图从学理角度用一个理论框架来对此进行分析，也期望东莞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经验和素材可以进一步验证和丰富这一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