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哲学自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以降，认为用数学般精确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严密逻辑构造就能等同古希腊意义上的智慧，拒绝诗学的多义性进入哲学的殿堂。对此，歌德的生命和全部文字都在表达他对这些“灰色”理论的厌恶和对抗，以诗学图像抵御哲学概念，这主要体现在歌德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表述，即所谓的自然哲学。

　　在诗学图像中彰显自然思想

　　康德将人的理性和理解力设定为测量世界的尺度，同时将物自体排除在认识范围之外，形成主客体不相沟通的二元论。歌德则感受到自然现象显示了比人类理解力更高的规律与法则，由于人是自然的有机部分，其经验有能力体验到神性—自然秩序。对康德而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被给予的东西或者自然现象，均不具有必然性，不具备普遍性，因而是无效的，只有人的理解力才使知识得以有效。歌德对此持相反的观点：理论就存在于实事中，普遍就内在于出现的东西，就在经验中；更高的规律与法则，即神性—自然秩序无法用语词或假设来向人类理解力彰显，而是通过对现象的观察而启示。歌德所观察的就是对更高存在的经验，而所谓更高存在有诸多表述，如神性、自然。

　　在诸多诗学文本中，歌德以图像的多元方式表现对更高存在的经验与感悟，以展现人的意志自由的幻想性和人受自然秩序的制约性。从格言集《温顺的警句》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人对神性—自然秩序的驯服和服从表现出歌德的思想。歌德的哲学诗剧《浮士德》就是对启蒙运动进行一种诗学批判。因为浮士德的一生都在致力于颠覆传统，拒绝人对更高存在的承认和顺从，摧毁神性—自然秩序，企图自造人本秩序，他建立的准人间天堂却无时不刻处于自然洪水的现实威胁之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眼瞎失明的浮士德听到魔鬼在为他挖掘坟墓的铁锹声，误以为是人定胜天的天堂建设，还以这一“瞬间”而引为自豪。这段独白常常被广为引证为启蒙运动的宣言。人类被鼓动弃绝神性—自然秩序的制约，被许诺借助科学技术以及理性逻辑的魔力便可以得到彻底解放。

　　早在狂飙突进时期，《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就已意识到自由的虚幻性：“我们囚居于四壁之间，在墙上画上彩色的图形和光亮的远景。”不过，维特性格中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构成其悲剧性痛苦的本源，他赞美神性—自然秩序的神圣性和强力性，对日月山川、鸟虫草木赞美不绝；同时，他任其性本能横冲直撞，并用神圣的宗教语言来美化，明知会带来毁灭性后果而在所不惧。维特自我毁灭的必然性就在于内在冲动与社会秩序的冲突，在于他对自然秩序的不理解和不屈服。从他的书信日期以及叙述情节来看，他的爱情萌发、激情洋溢、抑郁苦闷，直至自杀身亡的四大情节分别发生在春夏秋冬的节气中，与此相应，生长收藏的月令法则规定了维特性格的命运走向，即便在自然中，他依然无法获得自由。《少年维特之烦恼》以诗学图像再次拒绝了康德的假设，即理解力是法则的设定者，证明了神性—自然秩序的规定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