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记者　徐蓓

　　日前，2018“上海城市记忆”论坛在上海举行。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陈一心、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严亚南、浦东新区宣传部原部长邵煜栋分别对上海友好城市发展、土地批租改革试点、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历史进程进行了回顾。

　　上海改革开放的一大创举

　　■严亚南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来看看上海改革开放的“第一枪”——土地批租这一创举是因何起步，又是如何推进的。

　　上海向何处去

　　1980年10月3日，一篇题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在《解放日报》头版刊出，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和市民大讨论。文中提到，当时上海位列十个全国第一：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工业资金周转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率、输送技术力量；同时，上海也位居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城市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居住面积、道路交通、三废污染。

　　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与发展一个怎样的上海，成为当时1100多万上海人民的时代之问。

　　当年上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据统计，1983年，全市人均住房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的共45.5万户，占全市160万户的28.4%；　全市有38万平方米的危房急待改建，棚户、简屋322万平方米，占全市住房面积13.7%；全市煤气气化率仅为49.2%，由解放初的全国第一位下降至第11位。

　　1984年7月，“改造上海、振兴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这时的上海担负着全国1/6财政收入的重任，每年近85%的财政收入需上缴国家。1983年，上海财政收入156亿元，其中131亿元要上缴国库，捉襟见肘的建设资金使蓝图的实现显得遥不可及。

　　面对困境，上海市委、市政府深知靠中央拨款行不通，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也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向改革要出路，切实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的瓶颈问题，才能将中央的开放政策在上海贯彻实施好。

　　理论和法律突破

　　只有率先冲破思想的藩篱，才能找到突破口。以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从土地绝对地租、级差地租的研究入手，厘清了“土地所有权”不等于“土地私有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应该通过绝对地租来体现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复旦学者们科学理解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论述，从理论源头上厘清了概念，并率先在国内将“两权分离理论”引入土地经济学领域，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扫除了理论和思想的障碍。

　　与此同时，以华东政法学院曹建明为代表的上海法律界专业人士，针对出租土地给外商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进行研究，指出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权利主体，可有限期出租土地给外商。

　　198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上海学习香港、借鉴香港的指示，上海又组织成立了沪港经济比较研究课题组，对土地利用、自由港、外汇自由兑换、税收、利用香港等五个课题进行了对策性研究。8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派出由11人组成的房地产、港口考察团赴香港考察。

　　1986年11月23日，市土地批租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就上海试行出租土地使用权办法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提出：请求中央批准上海作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的试点地区，允许土地承租者自由转让、出租，逐步形成房地产市场。

　　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改革试点工作。

　　编制“施工图”和“说明书”

　　1987年12月23日，由江泽民同志签发，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国内外公布了　《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并宣布于1988年1月1日正式试行。这部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八易其稿完成的《办法》，是在《宪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创制的我国第一个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进入商品流通的政府规章。

　　这一《办法》和六个配套实施细则同时被翻译成英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海内外公开发布，不仅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上海扩大开放的决心，更表明了上海愿意接轨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的意愿，引起了国际市场的高度关注和国际舆论的积极反响。

　　在试点地块的选择上，通过对遴选出的21个地块进行反复比选，最终选择了规划较为成熟、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前期垫付资金比较容易解决的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起步试点区。

　　为使试点工作尽快起步，市批租办七易其稿编制了《试点工作方案》。《试点工作方案》是一份为实施改革试点而要求政府各主管部门协同配合的指导性文件。同时，制定并向海内外公开发布中英文版虹桥26号地块《招标文件》，这份五易其稿的招标文件表述准确、措辞严谨、明确无误。

　　《试点工作方案》和《招标文件》，正是上海土地批租改革试点工作的“施工图”和“说明书”。

　　总而言之，上海的土地批租试点体现了“谋定而动、高点起步、一步到位”的特征，并为全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项30多年前的首创性改革试点，对于今天站在“改革再深入再出发”新起点上的人们仍有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