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日内瓦宣布，将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提至最高级别“非常高”，标志着新冠肺炎疫情正式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首个疫情受灾国，中国很早就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密切合作，积极配合开展各项防治工作，相关疫情由此得到有效控制，不仅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然而，从疫情爆发至今的国际舆情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仍面临许多来自国际政治现实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一些西方媒体蓄意将疫情问题政治化，胡乱质疑中国政府同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紧密合作的诚意和动机。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危害管理部门主管布莱恩德（Sylvie Briand）曾公开表示，有关疫情谣言和错误的防治信息泛滥相较于疫情本身而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世界卫生组织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同谷歌、脸书、推特等西方主流社交媒体进行合作开展相应的信息管控工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正面宣传和报道，包括许多来自国外科学家的声音在疫情初期都未能有效引导西方社会改变对中国的一些偏见，一些海外媒体和社交软件上各种谣言四起。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政府领导抗疫的努力和成效得到多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并且在中外民间携手抗疫正能量的不断加持下，国际舆论看待中国抗疫的总体走势不断趋向正面。某些国际势力试图借机打击中国政府国际公信力、压缩中国外交空间的图谋未能得逞。这充分表明，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公共服务建设，为全球治理作出实际贡献，为世界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才是提高国家形象的根本之道。

　　其次，当前一些国际组织的运作无法避免国际政治的现实干扰，无法成为全球治理真正的公共平台，相反却很容易成为各种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活跃舞台。这反映出全球治理内涵的全球理念和国际政治现实存在不可调和性。理论界过去对于以国际政府间组织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规则制定平台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全球治理行为主体的定义和界定会涉及国家主权这一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由此可见，无论是国际组织理论的继续探索，还是围绕全球治理的理论构建，未来都无法绕开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实体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探讨和确定。

　　最后，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会的舆论转向来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方面，这取决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坚决措施，为全球疫情控制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控制疫情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与同情。不过，从客观上来说，这也间接得益于过去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近年来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从而使其不断推卸美国作为国际秩序执剑人所应担负的国际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无论其有多么不情愿，却仍然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同时也依旧是全球治理领域最具重要性的话语者之一。可以预见，以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同以西方传统“零和博弈”思维为指导的美国单边主义全球治理观，或许将在未来展开一番竞争。这其中除通过疫情期间民间交往和公共外交所表现出的大无畏责任感外，能否为全球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公共产品更是关键所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警示我们，全面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水平不仅是提升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未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中话语权的根本保证。传统安全决定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仍应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主轴，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治理概念，或者说国际制度的服务功能和构建功能，其相关论述有待各国持续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经验提供更多思路，从而得到进一步完善。

　　（作者系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