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国际法院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冯静茹（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近20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与此相对应，跨界环境诉讼或国际环境诉讼的现状如何，主权国家是否有意愿将环境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来解决，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国际法院受理的涉环境争端案件概况

　　关于什么是“环境诉讼”或“环境案件”，目前尚无界定。本文讨论的环境争端解决是指提交到国际法院的案件，其诉求之一是，环境保护或者其中一当事方请求之一是基于国际环境法提出的。国际法院从1947年“科孚海峡案”至2019年7月，共受理了177个案件，其中仅10个案件涉及国际环境保护。同时，只有“盖布斯科夫—纳基玛诺工程案”（以下简称“大坝案”）、“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以下简称“纸浆厂案”）、“日本捕鲸案”，国际法院作出了确定性的判决。此外，国际法院虽于1993年7月专门成立了由七名法官组成的环境事务分庭，但至2006年“该分庭尚未得到应用”，因而分庭于2006年撤销。

　　国际法院受理的涉环境争端案件特点评析

　　在研究中，我们把国际法院受理涉环境争端的10个案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案件主要包括“科孚海峡案”“核试验案”以及“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反对意见。这一阶段国际法院主要的贡献在于：其一，确认了跨界损害。其二，引入了对世的义务（obligation erga omnes）这一概念，使得“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引入国际环境法，为国家针对本国遭受的环境损害以及全球环境损害的赔偿提供了法理基础。其三，开始涉及国际环境法和划界的交叉问题，最典型的体现是“渔业管辖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国际环境法案件数量极少，其作用仍只限于具有借鉴意义的国际判例这一层面。

　　第二阶段主要的案件包括“瑙鲁含磷土地案”“大坝案”以及“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其中前两个案件促成了国际法院环境事务分庭的成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延承之前所确立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比如，“大坝案”中国际法院首次表达和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自然环境属于一国的“根本利益”。尽管如此，这一阶段仍反映出国际法院在衡量和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时所面临的困难。因而，在“大坝案”中，法院并未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原则，而是仅作为一个概念提出，也未指出如何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三阶段的案件主要包括“纸浆厂案”“捕鲸案”。这两个案件与以往不同，一是都作出了判决，二是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一改之前在环境问题上回避或者消极的态度。在“纸浆厂案”中，其一，国际法院对“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合理使用”两个概念予以具体化，为未来国际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其二，国际法院一改之前在判决中回避争议的合法性问题，深入探讨了一些环境法争论，尤其是进行环境影响评价（EIA）的必要性问题。

　　“捕鲸案”中国际法院再次迈开了在国际环境和海洋生物保护领域的前进步伐。其处理方式是在政治经济利益与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既有法律资源中寻找突破口，从举证责任分配、国家颁布特别许可证的权限等方面，对捕鲸行为进行实质性限制。本案涉及大量的科学信息，国际法院在分析时也展现出更为主动的姿态，国际法院的判决体现出环保主义倾向。然而，在本案中，国际法院在其裁决过程中并没有积极主动适用多边环境公约（MEA）。可能的原因在于，国际环境条约的语言比较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也有难度。

　　总体而言，国际法院处理环境争端的案件尽管有所增加，但是环境案件的总体数目依然很有限。这些案件大多属于非热点问题，且提请诉求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少数例外是捕鲸案。因此，国际法院在更为重要的环境问题以及发达国家或者大国之间的环境争端问题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来看，尽管大多数案件对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贡献有限，但是国际法院的参与有助于达成谈判，打破问题僵局。

　　中国参与的建议和对策：法律方法的逐步侧重

　　对于国际环境争端的解决，我国以往以外交方法为重。但从未来发展来看，谨慎而积极地参与国际司法对于中国而言已经非常重要。为此，非常有必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投入参与国际司法的能力建设。

　　第一，理论与实践并行以掌握国际司法体制。宜将相关实践及规则做细致的收集、梳理、比较，总结出一般的规律或特点，针对不同的状况提出不同的对策选择，同时说明不同的选择可能出现的后果，提出适宜采取措施方面的应对建议。

　　第二，深入研究国际实体法和程序法。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未能形成一个大格局，故国际法规则与实践往往显得驳杂甚至矛盾。而在程序方面，特别是针对管辖权、法律渊源、证据与举证、临时措施、反请求、第三方参与等庭审程序，内容和细节的把握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