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六朝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并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杭州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中心城市。2019年11月，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政协文史馆等承办的“2019年杭州文史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东南地区经济文化区位重构、钱塘江流域开发及其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此摘登部分学者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楼劲：

　　秦汉以来，在朝廷及江东扬州大区的布局中，浙西与浙东关系的要点在于备海与制越。浙东地区多被视为东南沿海“海贼”出没和诸越活跃的偏远之地，而浙西吴郡控制浙东门户，钱塘自春秋以来即为浙水下游最要渡口，实为制驭浙东沿海及于闽中诸越之要津。此一格局自孙吴、两晋延续至南朝。

　　东晋至南朝时期，浙东向州级政区过渡，使两浙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浙东摘掉了偏远叵测之地的帽子。钱塘作为联结浙东和浙西的最重要枢纽，更多地承担了经济文化等多重联系的功能，从而为梁陈至隋朝时期升格为郡州提供了条件。

　　六朝时期，浙东既是向北支撑吴中王畿的腹地，又是向南控驭闽赣地区的要冲，实为牵动六朝整个战略后方和全局形势的关键区域。作为中心的会稽至东晋时期人户繁盛、工贸发达，长期为江东政权倚重特深的剧地要所。“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一语，显然是切合整个六朝时期浙东区位特点的。由于东晋侨姓官贵多在浙东置有产业，使得会稽一带不断汇聚各方人物，享有举国声誉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结晶，均因会稽与建康特有的密切关系而得络绎传入并不断光大，其影响又回馈建康等地而及于南北朝隋唐。加之会稽一带自有之传统与之相互激发，遂使风气日新而人才愈盛，进一步提升了浙东的文化品格和地位，使其成为江东治下仅次于建康的文化中心。六朝时期，浙东地区区位优势得以发扬、升级，极有利于提高钱塘这个通向浙东最要渡口的地位，构成了其在六朝后期由县升郡，至隋又由郡升州的又一重要背景。

　　六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异常活跃的时期。它们的发展和传播在两浙地区内部呈现出联动互补态势，这一态势构成理解此时钱塘地位上升的又一重要方面。精神世界的走向，是推进理解当时诸多历史进程至为重要且不可缺位的维度。正是由于精神世界日益趋于一体，才最终奠定了六朝时期杭嘉湖与宁绍平原地区的一体化，消解了浙水东西两岸地带长期由吴郡控制的局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志坚：

　　隋唐至北宋，杭州从一个普通的州发展为无可置疑的东南地区中心城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首先，隋朝是发端期。隋朝时期，杭州成为直属中央的一级政权和大运河端点之一，这两个关键性的突破为杭州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开启了大门。其次，唐朝是奠基期。这一时期，杭州得益于交通优势带来的贸易便利，城市经济特别发达。到了唐后期，得益于海塘和沙河的修建、西湖的整治和开发、六井系统的建设等，杭州的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由聚落“点”，逐步沿运河汇成“线”，并向“面”扩展。彼时又得诗人的褒扬，遂使杭州美景名扬天下，美誉度和认知度大幅提升。再次，唐末是关键转折期。唐朝末年，钱镠凭借军事优势，使杭州获得了对越州、苏州两地的压倒性胜利，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在获得浙东浙西两道节度使头衔后，钱镠将地理优势转换为政治优势，坚定执行“杭州本位政策”，使杭州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不断巩固。最后，吴越、北宋是巩固发展期。吴越国时期，杭州发展的“红利”与其“首都”地位有重要关系，人口的聚集、赋税的集中、海外贸易的发达等，使杭州的城市经济备受瞩目；“东南佛国”的建设，对杭州城市美誉度的提升也有很大作用。北宋时期的杭州，依然是两浙路的路治所在，杭州的区域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甚至领先于全国，“东南第一州”的美誉获得了时人的普遍认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

　　作为东南地区一大都会以及浙江首府，明代杭州社会形态与生活变革都堪为江南地区发展的代表，也是江南文化表现最具典型的地方之一。事实上，明代中期以来物质化与商品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基本驱动。明代的杭州，经济生活繁华。城中百货所聚，职业分化十分细致，整体生产水平很高，闻名全国。同时，人们的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各类娱乐活动中心及服务行业都极为兴隆。民生日常与夜生活都极显繁盛。总体而言，城乡经济活跃，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生活方便，信息便捷，共同构建出一幅繁华的生活图像。嘉靖以后，杭州社会风气也发生较大的变迁，贪贿成风，且恬为不怪，民间风习中的许多固有传统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也昭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社会变迁的剧烈程度。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

　　就唐朝前后近300年的历史时期而言，江南地区在王朝整体结构中扮演的经济支撑角色一直维系不变。一统化复合型帝国局面下的江南地区，出产的水稻等粮食除了供应本地，还有相当部分作为财源输送关中，用以解决长安的食物短缺。大运河及其配套的大小河渠，发挥了将这些粮草输往关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功能的展现，是在前后不同时期、多种条件和形势变迁的过程中实现的。西北的关中是王朝经营的重心所在，但它自身生产的粮草远远满足不了人口日益膨胀的都城。如此一来，其他地区尤其是江淮对满足朝廷内外物质需求的作用就显得突出起来。

　　安史之乱打破朝廷对全国有效的控制后，江南地区作为支撑长安粮草供应的角色非但没有削弱，反而继续增强。这是因为北方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程度，江南地区因远离叛乱造成的震荡，其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它提供的援助遂成为长安朝廷立基存续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唐朝之统辖范围基本限定在农耕地带，其统治尤其受到节度使分权及其叛乱带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江南物质与其他方面的支援，朝廷能否维系得住是一个问题。就此而言，江南在唐朝后期发挥的作用已超越了它自身的属限而具有了全局性意义。

　　受制于唐朝整体结构的影响，非重心地位使江南远离纷争，加之较少的动荡、优渥的自然环境、天然的鱼米之乡，赋予了江南地区在特定的唐朝结构内以诸多优越条件，但也注定了江南地区在当时的地域结构中第二等位的角色。这表明，江南地区角色的定位至少在唐朝前后时期的发展和衍化中，始终取决于政治性的要素，这是我们理解唐朝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体的基本要旨。只要这种结构的政治属性不变，江南的“二位性”也不会改变。正是出于这种格局，江南成为北方朝廷运作的经济和物资支援性基础，其角色如此定型势所必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

　　隋唐时期，江南历史发展存在一条明显主线，即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从受监视、遭鄙视的亡国窘境，向成为国家举足轻重、赖以生存的财赋之地迈进。唐前期平静的100年，给江南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进入盛唐时期，江淮漕运成为国家事务中的重要项目，在解决关中粮食紧缺的同时，大量的江南“余粮”被转市成“轻货”（奢侈品）。安史之乱后，唐朝则依靠江南财赋维系“国命”。有如此能力承担得起庞大政府财政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之高不言而喻。

　　唐代后期，江南核心区域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的水利工程与屯田项目令人瞩目。通过疏浚河道、筑堤防溢、约束水道、与水争地，大片荒地沼泽得到了开垦和利用，原来的湖海荒地变成了良田沃野。常熟塘、吴江塘路、嘉禾屯区便是其代表。由陆龟蒙笔下的“江东田器”犁、耙、礰礋、磟碡构成的一整套水田耕作工具系统，成为前近代传统水田农业最基本的耕田法。尤其是曲辕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排灌工程日趋完备，土地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唐代江南的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各地的水稻品种也开始增加，优质稻米闻名遐迩，出现了红莲稻等水稻新品种，以及早中晚稻与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制。植桑养蚕更加普遍、饮茶之风盛行、柑橘的广泛种植与专业化生产的出现，构成了唐代后期江南地区农业先进性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