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题中之义，需要在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公共服务三个重要维度着力，不断健全群众自治机制，探索形成“一核多元”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同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有效下移。

　　群众自治维度：激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

　　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必须着力拓宽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化渠道，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自治为本、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要在自治中践行法治和德治，确保基层社会的和谐有序；在法治中推进自治、德治，支撑治理体系的平稳运行；在德治中融入法治和自治，促进道德风尚的现代转型。浙江桐乡市自2013年起探索“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通过“一约”（村民公约或社区公约）、“两会”（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等机制来攻克工作难点，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三治融合”为基层群众自治提出了更具生长性的方向，可将“三治”的精神融入社区居民公约、楼道公约，在小区楼道成立居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在基层单元有力拓展群众自治的空间。

　　治理机制创新方面，“民主协商”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民主协商机制应当广泛应用于基层群众自治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当前需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解决协商议题的提出、协商主体的确定、协商机制的运行、协商结果的应用等关键问题。浙江余杭小古城村的“四步协商”就是由提出议题、讨论商议、民主表决、组织实施四个步骤组成，环环相扣地做到有事真商量。浙江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包含“说、议、办、评”四个环节，重点突出“说”的广泛性、“议”的规范性、“办”的实效性、“评”的科学性。目前一些城市不但建立了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基层协商议事机制，而且采用“五议两公开”的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在深化群众自治的实践中探寻基层公共问题的破解之策。

　　社会共治维度：探索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是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即在党建引领下，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专业化治理力量，共同推进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基层党建致力于塑造“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整体工作格局，通过赋权、联动、下沉等机制的落地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作用是：可依托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推进街道社区党建、机关党建、国企党建、“两新”组织党建互联互动，进而带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的发展同样需要探索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形成发展的合力。浙江安吉县鲁家村曾经是集体经济薄弱村，村党组织领导全村盘活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除了经营村里的土地资源外，还获得县乡两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补助金，整合了交通、水利、环保等部门的各项涉农项目资金，筹集了外出经商村民的捐款，成功运转“公司+村+农场”模式，现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美丽乡村示范村。可见，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有助于组织、资源和服务的高效整合，增强整体发展效应。

　　党建引领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的重要途径。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矛盾较多集中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关系上。杭州拱墅区对此专门成立了“住宅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是形成区、街道、社区三级的“三方办”工作体系，二是努力扩大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中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并且在“三方办”建立联合党委，通过组织渠道化解矛盾、强化监督、改进服务，有效破解了小区多头管理、业委会无人管理、物业服务缺乏刚性监督等问题。这生动呈现了党组织促成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引领各方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

　　公共服务维度：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从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乡镇、街道层面，亟待加强属地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层级、部门、功能等方面的整合，破解因权责不匹配而产生的痛点问题。浙江重点推进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在镇街建立综合指挥中心和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同时下沉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源、管理、服务。基层治理四平台是运用矩阵式管理方式梳理条块关系：综治工作平台可让镇街统筹协调基层“平安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会更有效地承担行政监管和执法职责；综合执法平台可纳入镇街所需的执法职权；便民服务平台将延伸公共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基层治理四平台已经发挥出积极作用。

　　在政府全面改善政务环境、努力提升服务效能的背景下，社区层面也要探索高效、精细、科学的治理模式。面对“网格不见人、办事人不在、忙闲不均衡、业务不全能”的社区常见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和服务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包括打破业务条线的壁垒，整合区、街道、社区各级各类资源，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重塑运行关系，由此增强基层调配资源的能力，及时对接一线工作，快速响应群众需求。杭州滨江区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社区延伸，梳理并优化居民到社区办理的10大类105项常见业务事项和103项工作要件；培养了一批全科全能的窗口社工，推动“全业务并联办理，一人一岗一次办好”；社区窗口同步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转变了社工的工作方式，主动进网格联系服务群众。

　　总之，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必须紧紧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合理把握三个重要维度的创新空间，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的县乡条块关系重构研究”（19BZZ07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与统战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