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中国制度的话语权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唐爱军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道路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制度之争，这一点在这次疫情舆论斗争中尤为明显。当前，我们要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牢牢掌握中国制度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掌握中国制度话语权，紧迫之事就是构建解释中国制度的有效话语体系。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制度本体论，二是制度类型论。

　　我们现在面对的基本态势就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在关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问题上，西方的话语霸权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制度本体上，西方话语主张的是“制度单一论”“制度优越论”“制度移植论”。西方话语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优越的，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在全球推行。在制度类型论上，西方话语主要基于外部的反思，不涉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本身的观察、研究，而是立足于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制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在制度本体论上，中国话语主张“制度多样论”“制度自主选择论”“制度本土论”。在制度类型论上，中国话语从中国客观实践出发，坚持实践思维、复杂性思维，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系”。对中国制度的“类型学阐释”可以从中国制度的性质、结构与功能等三个角度展开。在制度评价论上，中国话语反对含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评价论，主张构建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我们应该从制度有效性、制度正当性和制度成本三个维度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