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适应的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对于二三线城市及乡镇而言，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推动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各类支持。如何更好的建设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康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了很多政策性、实务性工作。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您是如何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

　　李康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在国家层面上建构并覆盖整个社会的总体性文化制度。这种文化制度第一是国家性的，第二是客观性的。说它是国家性的，是因为在同一个国体或政体条件下不可能有无数种异质性文化制度的普遍存在，任何地方政府尽管可以编织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但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过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具体化和存在多样化。说它是客观性的，是因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直接的制约力量来自于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规模和结构，而政府的公共性支出永远无法满足社会的公共性需要。

　　作为一项国家文化制度，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理应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维系社会日常普世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等。但目前耳熟能详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事实上只是定位于某些政府文化机构为民众提供底线文化需求，这是对其固有内涵的窄化理解。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王列生先生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一书颇为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尚缺乏成熟系统的认识。请您谈一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涉及的这些相关问题的认识。

　　李康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相关运营系统的有效支撑，包括投入预算与财政执行保障系统、资源配置与项目运行保障系统、绩效评估与政策调节保障系统等。但即便就狭隘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而言，目前这些保障系统也是要么形同虚设，要么付之阙如。

　　投入预算与财政执行保障系统直接关系到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存在效果。由于目前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这些文化部门在业务上要服从上级部门，在行政上要服从同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上级部门主要考虑文化需求的事态评估，同级政府主要考虑财政支出的事实评估，而最终投入数额取决于预算博弈中各级政府对其公共文化支出的可能性评估，因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总是低于预期。

　　资源配置与项目运行保障系统直接关系到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效果。传统的所谓“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都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姑且不论这些措施是否覆盖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部内涵（事实上是差距甚远），就其实施效果而言，明显存在供而不足、供而不当问题。供而不足是因为未能满足文化需求，供而不当是因为未能契合文化需求，两相比较，供而不当更是不应，因为供而不足可能是文化产品数量短缺，是客观的；供而不当主要是文化服务质量打折，是主观的。

　　绩效评估与政策调节保障系统直接关系到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命效果。这一系统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评估指标及其权重，二是评估主体及其能力。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角度看，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包含了各级党委政府、相关的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递送部门以及其他社会举办的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机构，甚至一些市场性的文化服务公司。这些服务主体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差异巨大，因此企图构建一个适用上述对象的总体考核评价框架本身就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