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吐鲁番文书研究—— 朱雷教授的学术与人生

   朱雷，1937年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委员会委员（主持“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修订工作）。历时10余年协助唐长孺教授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卷录文本和四卷图录本整理、编辑和定稿工作。

　　今年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朱雷教授八十华诞，最近众弟子聚会在武昌珞珈山上，举行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学术成就座谈会”，畅谈朱先生的学问与人生。

　　朱雷教授出生于1937年5月，他既是世家子弟，又是革命后代。在朱教授的成长中，经历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从朱教授的经历可知，爱国主义是他生命中的永恒主题。这种热爱不是空洞、泛泛的，而是具体的、实际的。朱教授爱他的家庭，不论是去世的亲人，还是妻子儿女；对老师——尤其是对唐长孺先生，是无比的敬重。在担任唐长孺教授助手的10余年中，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他都能做到尽心尽职。他从不利用唐先生的信任而谋取个人名利。唐先生去世以后，他又积极组织编辑整理《唐长孺文集》《唐长孺文存》等著作。他对单位——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历史系（历史学院）、武汉大学，非常关心；对学术组织——中国唐史学会等，也是事事关心。

　　由于朱教授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从小就是在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据唐刚卯老师说：“朱老师出生于革命家庭，对湖北红安革命老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挂念老区百姓的生活。”另据武汉大学历史系67届学生洪宓回忆：1965年6月，他的同班同学王国华不幸溺水身亡后，正是朱老师将国华同学的遗物送回了家乡——大别山革命老区英山县。因为朱老师的“父辈为革命献身，与国华家乡——大别山革命老区英山县，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

　　朱雷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协助唐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可以说是朱老师学术经历中最辉煌的事业，从1974年至1986年春，朱教授由武汉大学借调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组长为唐长孺教授）主要成员，并作为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赴新疆、北京等地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具体来说，《吐鲁番出土文书》的10册释文本中，朱教授独编了3册，参编了6册。随后出版的图文本，系在已出释文本全10册的基础上，加上原本修订及原件照相图版整理编辑而成，朱老师承担了其中主要的修订工作。1974—1986年，朱教授是37岁到4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在这十多年中，他抛家舍子，跟随唐先生赴新疆、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事业。曾因为整理研究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导致八次胃出血。

　　也正是由于朱老师将最美好的年华和精力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使朱老师在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方面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亲炙唐先生教泽的优势，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领域脱颖而出，撰著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响并为学界瞩目的学术论文，如《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代“乡账”与“计账”制度初探》《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等文章，就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有机结合的典范。这些论文都是以小见大，既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有极强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独到见解，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言及唐门弟子对唐先生治学的承传问题，称唐先生治学所主要涉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三大领域中，“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是高敏，继承唐史的是张泽咸，继承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是朱雷”。王素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的书评中有言：“朱教授的很多论文，尽管经过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学术价值还是难以超越……学界师友常言：唐长孺先生门下，论文风格与唐先生最为接近者，莫过于朱雷教授，读罢本书，深信此言非虚。”

　　最近，笔者在编辑“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中朱雷教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时，再次学习朱教授的文章，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朱教授虽然论著不多，但确实是有真学问的史学大家，他的论著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在学术研究方面，朱教授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他为人正派，学风严谨踏实。与此同时，朱教授长期以来特别注重扶掖后学，培养新进，为青年学人成长和发展不遗余力。他曾多次为本院系、研究所乃至国内外青年学者无私提供重要资料，帮助青年学人选择科研课题、确定科研方向等。在长期担任系、校学位、学术、职称评审工作，以及国家教委（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及教育部项目、奖项的评审中，能够坚持原则，公正公平，注重学风及学术道德。

　　朱教授已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了50多年，可以说将一生都献给了武汉大学，并对武汉大学及其历史系（学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对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再次认定、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获得和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立等，朱教授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朱教授以上成就的取得，除了他的刻苦钻研、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之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具有江南人的细腻和聪慧。第二，朱教授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多次赴新疆、敦煌等地整理文书、学术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在新疆、敦煌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大西北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大漠戈壁、黄土高原的熏陶，造就了朱教授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粗犷、豪放的性格。第三，在他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位人品、学问堪称一流的好老师——唐长孺先生，并有幸长期在唐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得到了唐先生学问和人品的真传。第四，从早期从事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到后来又长期负责国家级学术组织的许多工作，朱教授都与国内一流学者有着密切的接触、联系与交流，使他具有了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可以说，正是这许许多多机遇的有机组合，才成就了今天的朱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