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陆伟在题为《身份建构战略与日本“和平宪法”制度化规范的退化》的文章中称，日本去战后体制化的行为，不仅会引起基于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度化规范发生蜕变，而且战略文化的转型必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中日关系走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有必要提高在国际关系身份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利用社会承认的杠杆力量，抵制日本标榜“积极和平主义”滥用大国责任的道义骗局，以化解其基于新身份的消极本体安全追求给东亚和平造成的威胁。本文原载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全文约3.1万字。

　　陆伟认为，冷战后日本国内规范挑战者利用自我再造的大国身份的“撬杠”作用，故意放大身份与规范之间的不适应性和不协调性，引起对规范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怀疑。通过社会竞争、社会创造、社会流动三种途径，塑造对自己“合理和合适”行为的新认知，使和平主义规范丧失继续遵守的合法性，进而伺机做出修改甚至推出新的规范。

　　陆伟在文章中指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政治文化最显著的变化，是在总体保守化的环境下全面显示出誓与战后体制决裂的态势。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15年9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它表明，经过20多年对“正常国家”的阐释和实践积累，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努力正处于转折性的拐点。

　　日本去战后体制化的行为，不仅会引起基于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度化规范发生蜕变，而且战略文化的转型必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中日关系走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往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内政治层面，强调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变迁与政策行为的关联性，突出总体保守化和与之相伴的政治右倾化作为关键因素所发挥的重大影响。我们不否认这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面临的解释不充分的困境同样不能忽视。

　　一、“失意心理”驱动下的日本国家身份的再定义与挑战和平主义规范的开启

　　“失意”情绪，从根本上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拥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雄厚物质条件下心理发生变动的产物，并受“国际经历”自我观照的刺激和催化而引起的心态失衡。第一，由半个世纪对美深层次的附属结构关系进一步向冷战后美国的“附属国”地位沉沦而产生的“日本就像美国的一个州”的屈辱；第二，海湾战争期间巨额的资金供给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反而被讥评为“支票外交”，“大国圈子里的一员”身份仍待认可而感到的羞辱；第三，“争常”努力屡遭铩羽，不仅使翘首盼望的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归于泡影，甚至意味着本国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成就得不到国际社会正确评价和充分激励而饱尝的失落；第四，朝鲜的核威胁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亚太权力格局的改变，使与美国一道掌控的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继经济领导权之后也面临旁落的威胁而引发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