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也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引入完满者或至高者，在鲍勃·迪伦身上，瑞典文学院似乎看到了一个较为完美的集合：承接了波德莱尔、兰波等人的精英主义，对传统的继承及革新，同时又是反叛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乃是一个大众明星。

　　诺贝尔奖授奖典礼如期于瑞典举行。争议漩涡中的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没有到场，同是音乐人的帕蒂·史密斯代为出席并现场演唱了迪伦的《暴雨将至》，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宣读了受奖辞，两个月来的纷纷扰扰就此埃尘落定。

　　100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不断在为我们塑造“文学”这一范畴，却又似乎不时地去瓦解它。但我不准备直接处理它首次授予音乐人引发的种种争议，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是怎样参与其中的，并试图解释它何以做出今日之选择——它仅是选择而非定论，可以追随或者拒绝。

　　如同对待其他观念一样，人们对于文学有何种认知并非出于偶然。晚近以来，包括文学在内的诸艺术形式业已仿照科学形成了相互独立的严密学科，而我们与传统的裂痕已深。

　　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晚近时代的产物，换言之，是启蒙时代科学及其世界观兴起并横扫一切之后的产物。文学是对科学的模仿，并在现实主义神话的支配下沦为科学的变种。这在热衷塑造人物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虽然套着故事的外壳，但在处理现实和人物时，却遵循着科学研究的方法，且往往选取一个特例处理作为范本，藉此假设并试图抵达人类共通的经验和情感。

　　另一方面，当文学仿照科学明确形成学科并建构起学科的历史时，文学也前所未有地变得清晰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博尔赫斯提示说，自从有了文学史，作家们便热衷于另一种写作——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