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福利政策问题凸显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杰夫·博兰（Jeff Borland）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澳大利亚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疲软期，失业率上升明显，领取救济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经济困境又是其他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因此，如何让经济重现活力是考验澳大利亚政府的首要难题。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当前已经处于“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post-global financial crisis）和矿业投资低迷期，市场迫切期望看到政府出台新的政策性文件，重燃经济市场活力。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有一个新的扩张性财政预算计划，以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让财政预算改革可以获得实质性进展。

　　博兰建议，把教育投资融入解决澳大利亚经济和就业问题上，因为只有就业率提高、民众自主支配收入增加后，才会带动消费市场以及拉动内需。澳大利亚目前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能够培养出高技能人才，提供高质量服务，因此，必须把就业政策与教育政策放在一起探讨。同时，要改进现有关于失业救助的方案，让大家了解，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年轻人更不能对此产生依赖性，而是要逐渐摆脱它。还要努力协调好地方层级中雇主、职员、福利和社区团体之间的关系，政府积极帮助失业者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这些人才能慢慢回到固定的工作岗位中。

　　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问题同样面临很大的挑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彼得·怀特福德（Peter Whiteford）在“对话”网站上撰文提到，澳大利亚社会福利项目种类众多，包括福利支出、家庭支持、老年人护理、国家伤残保险计划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多数澳大利亚民众的日常生活。想要推进社会福利改革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不仅要考虑到公平性，还要确保社会福利支出可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而非养活懒人。

　　怀特福德说，经合组织（OECD）最新的一项关于财政整合研究的报告显示，正是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增加了澳大利亚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如何改变现状以及准备下一年的财政支出预算计划，非常考验新一届政府。

　　科研助力创新性社会建设

　　“澳大利亚若想在国际上长期保持竞争力，就必须成为一个科学国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凯莉·巴内特（Kerry Barnett）对本报记者表示，2014—2015年联邦财政预算中削减了对科学和科研的投入；为了达到节省政府开支的目的，很多大型科研项目基金和补助金被取消。上一任政府的这些举动引发了科学家和学者的不满，学者一致认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是对科学的蔑视，是目光短浅的做法，使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巴内特说，有很多研究表明，科研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曾有项目做过统计，高等物理和高等数学每年可以为澳大利亚创造约76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巴内特格外关注新一任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科研需要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投入，并且应该把科研列为国家优先考虑的领域，才会形成最有价值的成果。很多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都会把科研转化为商品和服务，所以必须加强民众对科学的理解，提升大家的科学理念。巴内特建议，从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始，注重对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只有这样才会让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