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者探索“欧洲文化”渊源与变迁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如今，认为存在一种特定的“欧洲文化”让欧洲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说法仍在盛行，而关于这一话题的探讨未曾休止。近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欧洲文化硕士项目主任本杰明·G. 马丁尼斯在《万古》（Aeon）杂志官网发文，追溯了“欧洲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在东西方文化夹迫中成熟

　　马丁尼斯表示，事实上，统一的“欧洲文化”是一个很新的想法，它出现并被零散地使用于19世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观点才成熟。其间，对欧洲观念的关注空前，当时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对欧洲共同文化认同的愿景。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曾认为，欧洲是一种共享的、无形的遗产，植根于各国间“对理解和交流的渴望”。他认为，这种共同的渴望创造出了一种“欧洲精神”。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则认为，是非物质化的价值观定义了欧洲，欧洲通过“人文领域超国家的”文化交流传达了其独特品质。

　　然而，马丁尼斯表示，除去那些乐观的说辞，是“恐惧”催生了这种对欧洲文化的追求与愿景。一战爆发以及随后的经济、政治混乱局面，导致了对欧洲团结一致的需求。支持者认为，通过在政治和经济上联合与合作，欧洲人能够避免另一次毁灭性大战发生，捍卫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欧洲联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道德性或者精神、思想性的问题。在欧洲内部，一战还包括了一场激烈的政治宣传之争：法国与英国的知识分子将“野蛮的”德国逐出了文明国家群体；德国的文化精英则拥抱德国文明中高尚的一面，与其认为的衰微、空洞的西方相对立。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曾在1917年提出，“欧洲的精神实体已经毁灭，且不可再重建”。而在全球范围内，非欧洲力量的崛起也破坏了欧洲精英的欧洲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包含了他们对欧洲优越性的一种深刻却又松散的信心。一战后，这种信心更加难以感受到。在西方，美国在结束这场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之后好莱坞电影、爵士乐的发展，将一种新文化主宰的局面推向世界舞台。而在东方，俄国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欧洲文化构成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来自东西方的夹迫中，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定义和区别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