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后派”为代表的日本“反战文学”曾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代日本人的深刻记忆。但是“反战文学”对战争责任的集体“忽略”或“回避”，从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

　　集体“忽略”战争责任

　　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最根本的内在标志物。

　　虽然每个民族在最深意识层次都有着“集体无意识”，但日本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典型。例如，日本人之间有着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在很多事情上可以依靠“共同感觉”、“心有灵犀”携手并进，无需多费口舌或互相扯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集团主义”精神。究其原因大致如此：日本长期以来是一个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一直较稳定、“灵魂”相对一致，且天皇“万世一系”始终出自同一家族，是日本的精神力量及其象征。国民万众一心对天皇效忠是天经地义。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既然凭着彼此的“共同感觉”就能达到目的，那就无需想方设法找出证据、运用逻辑地以理服人了。所以，在整体上日本文化具有感性强而理性弱的特点，进而显得是非界线模糊—“大家都同意，它就是‘正确’的”，个人只需“各安其分”，跟着走就是了。因此，抑制个性成全整体利益，对日本人而言是非常伟大和崇高的行为。反过来说，在日本彰显自己的个性是需要勇气的。

　　日本人这一依托“共同感觉”的“集体无意识”，使得整个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具有很强的均质感和凝聚力。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曾指出：“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架”、“日本像是一个软体动物，而中国和印度则类似于哺乳类动物，和马、狮子很相像，有骨骼而且很清楚。可以说，日本接近于没有骨骼的类似于海参那样的生物，原则上不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形体，并经常变化形体”。这种特点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欠缺责任意识和承担责任的勇气。因为大家都是凭“共同感觉”在干，区别仅是各自“岗位”的不同，比如前方杀人的侵略者同后方家里的留守者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所以，当年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出现了“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这实际等于没人忏悔，没人负责。

　　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中，这一“集体无意识”发挥了巨大的正能量作用，它使得日本人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齐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奋发图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建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另一方面，当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旧官僚总是模糊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并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两颗原子弹”，从而以“受害者”自居逃避战争责任问题时，处于日本这一“纵向社会”中下层的很多民众也就习惯性地“保持一致”了，少数坚持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人或作品则被视为异类。例如，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于1987年7月6日，同两位战友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阵中日记》，揭露南京大屠杀，随后又撰写《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试图让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然而，他们的行为在日本遭到冷眼，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对东史郎他们百般围攻，孤立他们，把他们的义举说成是“异类行动”、“有辱国格的卖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