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讯】（记者 刘畅）7月13日和14日，北京前门附近一家老牌酒店，进行了一场中国与德国的人权对话。对话属闭门讨论，过去很少邀请媒体参加。这也是为什么自1999年迄今，中德人权研讨会进行了12届，却极少进入舆论视野的原因。在有限的公开信息中，“人权”话题多涉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审视和指责，时常带有某种双重标准或道德优越感。中国与西方谈人权，由谁来谈，怎么谈，谈什么？近20年来，中国同十几个发达国家建立起人权对话与磋商机制。《环球时报》记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次中德人权对话，最深的感受是，借助这些互动有效但也不乏分歧的国际平台，中国力求让世界多了解中国的人权理念、政策和中国的人权状况。

　　话题敏感但态度平和

　　北京时间7月14日凌晨，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夺冠，参加第十二届中德人权研讨会的德方代表在东直门外德国驻华大使馆看电视转播。可以想象，他们就着啤酒和爆米花看球，一起庆祝胜利的喜悦。在当天的对话中，当热情好客的中方主持人提议全场鼓掌庆贺德国队的胜利时，德国人倒略显矜持，尽量不喜形于色。

　　这种姿态反映了过去15年中德人权研讨会的基调：积极交流，促进了解，偶有交锋对峙，但能保持平和与尊重。多名参加过与不同西方国家人权对话的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相较于与某些国家的人权交流对话，中德人权讨论的氛围讲求“平等友好”，双方注重交流，寻找共同点，而不是从差异中挑刺。

　　“有些国家在对话前精心准备，对话时抛出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挑衅性话题，如公民政治权利、中国律师的地位等，甚至拿出一些私下获取的个案和小道消息，要中方代表予以证实、或有所评论。”13日，中方与会代表、一名多次出席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的法律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但类似场面在中德人权对话会上出现不多。此次会上，德方就“中国如何开展青少年人权教育”、“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如何激励公民政治参与”等话题有针对性地提问时，语气也颇委婉、谦和。

　　中德人权研讨会是在1999年由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中国总理朱镕基共同促成的。同年11月，首届研讨会在京举行。次年，研讨会被纳入《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框架，成为两国政府间长期合作项目。

　　13日率德国代表团参会的团长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曾任施罗德内阁联邦司法部长，从2000年开始连续参加了11届中德人权研讨会，是“非常热心推进两国人权交流的友华人士”。在格梅林看来，人权描述着“公民与国家打交道的日常生活”，关乎稳定、可持续与和谐。

　　15年来，中德人权研讨会共举办了12届，一般情况下，研讨会在中德两国轮流举行，会场以北京和柏林为主，间或由如中国承德、德国斯图加特等城市承办。15年间研讨会两度因政治因素中断，又由双方努力促成重启。格梅林认为，人权对话与政治日程相关，但政治远不能承担对话的厚度。她在致辞中说：“为什么中德间要谈人权？因为两国都曾经历过政治不受约束的历史，并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