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遭遇科技鉴证法：证据在此，但解释权归我们

　　今年是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逝世500年。荷兰研究团队利用红外光谱学手段检测几幅博斯作品底稿，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收藏的几幅博斯作品“降级”——原本价值七到八位数的画会贬值到六位数。不过，普拉多美术馆对此颇不以为然。

　　2012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通过计算机软件破译了一份用密码写成的著名中世纪手稿，该软件的算法将未知语音的频率与已知语言中词汇的使用频率相匹配，以翻译古老的语言。通过向乔治·瓦萨里的湿壁画发射伽玛射线，一名意大利工程师可能已经定位到了达芬奇的失踪名画（此处应指达芬奇绘于佛罗伦萨市政会议厅的巨型壁画《安吉亚里之战》，据专家推测，乔治·瓦萨里在重新装饰大厅时，在达芬奇原作前修筑了一堵墙以保护画作）。使用类似的红外辐射手段，人们发现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的《蒙娜丽莎》摹本对底稿的修改与原作如出一辙，表明“摹本”就是在原作旁完成的。此外，考古学家还可以利用卫星照片来识别埃及未被挖掘的遗址，标记出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劫掠，甚至找到维京人在北美的居留地。

　　艺术品犯罪研究协会（ARCA）创始人、美国罗马大学兼职教授诺亚·查尼（Noah Charney）近日在《万古》（Aeon）杂志撰文发表了其对艺术史研究中现代科技分析手段使用的看法。

　　诺亚·查尼指出，利用红外光谱观察油画、壁画的底稿可以揭露许多信息。因为大多数艺术家上色前会先在画板或画布上起底稿，对人物数量或位置做一些改动处理，然后给定稿上色。因此底稿极为重要，它揭示了艺术家创作时的思维过程。普拉多美术馆收藏有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副本，几十年来他们都认为这不过是模仿得比较逼真的摹本而已。但研究者用红外光谱对它的底稿作检测时，发现与原作的底稿一致。所以这一“摹本”，必然是在原作旁亦步亦趋画就的，可能就是达芬奇画室的某个助手画的。因为如果这幅画只是单纯的临摹，那么临摹的人只会模仿那个已经完成了的最终版本，不可能知道达芬奇最终拿起油画笔之前对底稿做的更改。

　　艺术史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某些杰出的艺术史研究者的理论就暗含神秘主义元素。诺亚·查尼举了本雅明的“光晕”概念为证：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9）中指出，某些艺术作品的伟大在于带有一种莫名的“光晕”，正是这种无法言说性造就了作品的精妙。对于所有这些电影般的兴奋瞬间，用严谨精确的法医学鉴证方法似乎就缺少了传统艺术史研究方式里特有的罗曼蒂克气质——透着霉味的图书馆里，虫子在灯管下嗡嗡叫，穿着破旧粗花呢大衣的学者们用拇指翻阅那一碰就碎的档案，用肉眼，或是举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地从中爬梳出有用信息，把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重新有血有肉地还原出来，一钻进去就是几个月。然而，自1990年代后期，高品质低成本的数码摄影开始普及，人人通过互联网就可以看到图像。诺亚·查尼称其为“CSI（犯罪现场调查）：艺术史”——这种鉴证方法会给艺术史领域带来激动人心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