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过程神学是当代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神学流派，它试图以过程思想恢复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近年来，假过程哲学之名，过程思想进入了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随后又华丽转身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化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经过几番话语转换，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被看作一种新型伦理观，有机马克思主义更是被视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新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要进入中国教育系统，影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关键词：过程神学 过程哲学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

　　作者左鹏，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083）。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兴起的一个研究热点。有人说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为走出‘现代性’的弊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设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也有人说它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混淆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和新的乌托邦”[2]，还有人要“拆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画皮”，认为它“用所谓的现代性否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借马克思的影响力兜售基督教哲学”[3]。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层层剥离可以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缘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基于过程哲学，过程哲学又和过程神学密切相关。从过程神学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几番话语转换。

　　一、过程神学：试图恢复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

　　对于作为一种实有或存在的上帝的信仰，是基督教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不断失去其存身的领地。正如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所述：“在中世纪，甚至晚到18世纪，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上帝实在的信仰就越确定。在这个时期的后来阶段，教育很可能使学生在思想上变得更像自然神论者，……许多人不愿认为上帝干涉事件的进程。”“今天，信仰上帝的危机更加深化了。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太可能相信上帝的存在。……在所有学科中，提出上帝影响了自然或历史中的任何事件都是不可思议的。大学中唯一可以正当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的是宗教哲学中的一些课程。上帝在神学中被讨论，但神学被大多数的大学排除在外。……学习进入越高级的阶段，对上帝的排除就越明显。这甚至出现在关于《圣经》和教会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中。”[4]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拯救“信仰上帝的危机”，号称“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的过程思想被引入到对于宇宙的解释中。作为“一流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怀特海在进化论、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基础之上，以现代科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为主干，提出了整体宇宙观，构筑了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他致力于阐发科学的更广泛的涵义，使科学与宗教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修正宗教以适应科学的新世界”。[5]所以，怀特海谈论的自然与上帝的关系，与传统基督教完全不同。在本体论上，他不承认物质实体的存在，只承认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即过程的存在。他认为，宇宙即为过程的集合，过程由上帝和世界共同决定。上帝永远不能单独创造，而是与被创造物共同创造；宇宙中的各个实体不全是被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决性。正如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所概括：“世界的状况既不是来自于神的单方面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于被创造之物，而是来自于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共同的创造性。”[6]如此这般解释，巧妙地解决了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基督教信仰危机，既肯定和保留了现代社会各个实体的自决性，又恢复和发展了上帝在宇宙论中的本体地位，并且使它以“更具回应的、被动的、可变的、相对的、忍耐的、热情的色彩”，“和传统上帝观的那个非回应的、主动的、不变的、绝对的、急躁的、冷漠的上帝区分开来了”。所以，“过程神学对上帝教义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对上帝存在提出了新的论证，而在于它对传统上帝观的拒斥和对神的本质的丰富与澄明”[7]。

　　二、过程哲学：过程思想进入中国的名分和依托

　　从20世纪20年代怀特海在哈佛大学讲授哲学开始，经过30-50年代哈茨霍恩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的发展，过程神学在美国迄今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神学流派，其学术重镇当属位于克莱蒙大学城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of America）。该中心既属于克莱蒙神学院，也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成立于1973年，“以推进过程思想为己任”，“目前在全球有2000多名成员，下设‘怀特海研究部’‘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过程哲学研究会’‘过程教育哲学协会’等30余个学术机构和组织”。其中，“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旨在推动中国的过程思想研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合作翻译、出版过程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负责组织高级访问学者项目、博士后研究项目；组织召开国际会议；举办中美过程暑期班；建立、建设中国过程研究中心；出版《中国过程研究》和《世界文化论坛》等”[8]。

　　2005年，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建者、克莱蒙神学院教授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分别担任院长和副院长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在克莱蒙大学城成立。“研究院的创立者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研究院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诚邀华夏英才、打通中西文化、集纳科学人文、荟萃古今精华，以新的学术姿态拓展中国的建设性后现代研究，过程思想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后现代转型”。在学术活动方面，“研究院近年来已组织了30余个有广泛影响的大型国际会议，并组织翻译出版了西方建设性后现代和过程思想的主要著作，同时主编有《世界文化论坛》《中国过程研究》和《后现代研究》等报刊”；在组织建设方面，研究院下设多个分支机构，并“在中国大陆设立了18个分中心，在过程哲学、过程教育、后现代文化、可持续发展、后现代农业等方面开展了专项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研究院设立了过程研究基金项目用以支持中国大陆的过程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研究，并为以过程和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为主题申请学位论文的学生提供专项奖励”；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院专为中国学者设立了高级访问项目，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此外，还于每年夏季在中国大陆举办中美暑期高级研讨班”；在社会服务方面，“研究院已与中美多家研究单位和高级咨询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合作，举办了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并正在推进中西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咨询服务”。[9]

　　从上述工作内容和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与“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其实就是一个机构，亦即所谓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只不过后者更贴近于现实，更专注于中国。该机构进入中国后，其克莱蒙神学院的背景很少被提及。比如，过程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介绍道：“过程研究中心（CPS）是克莱蒙神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隶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10]但它在中国的活动，均以“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或“克莱蒙过程研究中心”的名义进行，唯独不见其与克莱蒙神学院的关系。至于“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更是变成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其常来中国活动的主要人物，尽管不少都有克莱蒙神学院的教职，但通常都署名“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或“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学术或行政职务，有时还会出现其他学术或行政职务。

　　正是有了“过程研究”“后现代研究”的名义，克莱蒙神学院过程研究中心及其主要人物才得以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合作，频频举行各种学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今，他们累计与中国的35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举办了30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涉及过程哲学、过程思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及其与管理、教育、生态、农业、牧业、美学、马克思主义、宗教等的关系。此外，他们还与中国的32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共建了形形色色的过程哲学、过程教育、建设性后现代等的研究中心。利用这些平台，2006年至今他们已在中国举办11期“中美过程（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讨班”，主要招收中国青年学者，“通过聘请美国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来华进行教学交流和学术研讨，在美国专家指导下阅读英文原著，面对面地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并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英文论文的写作”，“学员完成学业、结业考试及格，发给结业证书。优秀论文将分别推荐给英文版的《过程研究》《过程视角》和中文版的《中国过程研究》杂志发表；第一名可获得赴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研究访问三个月的奖学金”。[11]

　　在大规模“走进来”的同时，他们也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中国学者“走出去”。2006年12月，中央某研究机构部门负责人“出席由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举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成功访问克莱蒙大学，并与该校后现代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签署了2007年10月在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共同举办‘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如期举行并取得了成功”[12]。至今，该研讨会已举办多届，均由中方单位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等美方单位共同举办，每届与会的中方学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此外，“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还面向中国推出一系列交流和奖励项目。比如，访问学者项目“邀请中国学者来研究院进行研究、访问、讲学，安排国外学者到中国演讲。……迄今为止，已接待了53位国内访问学者，安排了400余场中外学者的演讲”；“柯布年轻学者奖”用于资助“有志于过程思想/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文明研究的中国青年学者”赴美参加会议的食宿和注册费用，选拔条件是“必须来自中国过程研究中心所在单位或参加过任一届中美过程暑期班”；“暑期班优秀论文奖”的奖品是“资助赴美访学三个月”；“柯布共同福祉奖”旨在“奖励在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类和自然共同福祉作出杰出贡献的各国人士”，2007年至今已颁发六次，其中三次都给了中国人。[13]

　　通过这样的内引外联，过程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思维方式》、小约翰·柯布的《过程哲学》《过程神学》、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后现代精神》《后现代宗教》《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过程宗教哲学》《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等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也经常有组织地发表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等人的文章或访谈，2002年至今累积已达100多篇，其中仅某核心作者的文章就有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