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海等10个地区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总规模为1092亿元。宁夏、广东、江苏和江西4个省区已经正式启动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允许地方政府独立发债，利弊都有，其中好处之一是，地方政府自发自还债务，将有助于倒逼政府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建设负责任的政府。

　　“负债即负责”。古老汉字中就隐含着“债”与“责”这个债务哲学的极为深刻的精髓。汉字的“责”字本来表示欠人货币的意思，“责”字下面的“贝”就是古代的货币。因为你欠别人的，你对别人就有责，就要负责，别人就有权利责问、责骂、斥责、责怪、指责你，有权责成你作某事;因为你欠别人的，你就有义务对别人负责。在文字发展演变中，后来在“责”字前面加上单人旁以表示“债务”，而原来的“责”则引申为“责任”。本质上，负责即负债，责任起源于债务，来源于债务，责任因为欠债而发生，也因为还债而消灭。今天的官员对人民“负责”，就是因为他欠人民一个“承诺”，对人民负债。

　　考察西方国家历史，其政府责任的建立，与政府负债高度相关。传统上的欧洲国王必须靠自己领地的收入养活自己，国王并无随意向全国征收赋税的权力。由于战争和挥霍而开支大增的国王，不得不依赖举债，这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国王们最普遍的情况。但是，借债是幸福的，还债是痛苦的。国王们在无法偿还或不想偿还债务的时候，往往找借口给债权人治罪，将债权人监禁，驱逐或杀死，以此赖掉国王身负的债务。欧洲历史上，有钱的犹太人，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都曾经是国王们的债主，也是国王们的阶下囚。但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只能自掘坟墓，有钱人或者不再给国王借钱，或者即使借钱也索要高额的利息。欧洲的国王于是面临两难处境：如果诚实信用，认真负责，偿还债务，那么，必须向臣民征收新税，而这必须和纳税人协商，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要么继续赖账，使借债越来越难。在英国，这个两难问题在光荣革命后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由议会决定国王的借款。这个办法本来是向荷兰学习引进的，荷兰政府的借款是必须由有产者会议同意的。光荣革命后荷兰的执政做了英国的国王，他也同时带来了荷兰的制度。说不通的是，荷兰的有产者会议主要代表债权人的利益，而英国的议会则主要代表纳税人的利益。既然国王的债务最终需要臣民纳税偿还，那么，代表纳税人利益的议会就要审议国王的借款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为此背书。从此，需要借钱过日子的国王政府便面对来自两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代表纳税人利益的议会的约束，如果国王的借款议会不同意，纳税人就不会纳税以还债;另一方面是债权人的约束，债权人不满意，国王借不到钱。这两方面的约束，便形成一个负责任的英国政府。

　　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政府并不存在这样的约束，因而中国传统上便无法形成向百姓负责的政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不但不欠老百姓任何东西，反而是老百姓在王土上生养繁衍，欠皇帝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必须世世代代靠纳税服役以偿债。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王朝从未正式向臣民借过钱。因此，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纳税人和债权人对王朝政府的约束，这样的政府因此走向彻底的专制独裁。

　　中国地方政府正在进行自发自还债务的试点，此试点有助于倒逼政府进行改革，形成负责的政府。此前，中国地方政府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债务人，一些债务是中央政府代发的，真正为此债务负责的是中央政府;一些债务是隐性的，政府仅仅是担保人而非直接债务人。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缺少为债务负责的意愿。一旦地方政府自己发债，自己偿还，地方政府必然要进行自我改革，以负责任的态度，塑造自身的责任和形象。因为要借债，地方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公开财政信息，公开预决算信息，公开资产负债表，必须接受信用评级。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更加容易地借到钱，必然也要相互之间进行竞争，竞争的压力将迫使政府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债务和债权人。

　　当然，负债只是塑造负责任政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像英国历史上政府必须向纳税人代表的议会负责，受议会约束的制度，在目前中国地方还相当不成熟，其中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于税收的依赖并不强烈。虽然目前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但是地方政府开支的很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出卖土地的收入;而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如营业税之类都是间接税，纳税人主体不明，也严重影响纳税人对政府的约束力。缺少代表纳税人利益的议会的约束，地方政府并无向纳税人负责的意识，这对于建立负责任的政府是非常不利的。地方自发自还债务，为了还钱，能否倒逼地方政府更加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制约，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