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军备竞赛非但没有成为战争的替代品，反而让战争更容易爆发了——今天的俄罗斯也很有可能如此

　　乌克兰事件给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但是，随着西方领导人试验了一种新型金融武器，局面可能变得更加危险。

　　对欧盟和美国来说，它们没有意愿采取军事干预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仅仅进行口头抗议，让西方在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面前显得颇为滑稽和无能，最终只能进一步增加范围更广的安全挑战。这使得西方大国只有一个选择：向俄罗斯发动金融战。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胡安·萨拉特（Juan Zarate）在其新近出版的回忆录《财政部的战争》披露，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花了十年时间发展了一套新的金融武器用于美国的敌人。这些武器包括资产冻结和阻止流氓银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乌克兰事件开始时，俄罗斯银行系统已处于过度扩张和十分脆弱的状态。但乌克兰事件所触发的股市恐慌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减少了俄罗斯权势寡头的资产。

　　在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威胁统治精英的财富可以很快地腐蚀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对腐败的精英来说，存在一个出发点，过了这个点，反对派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所提供的保护就变得比政权更大。而随着迈丹（Maidan）示威激起了全国反响，乌克兰已经达到了这个点。

　　普京的公共演讲表明，他认定欧盟和美国不可能真的发动金融战，在他看来，金融战对它们高度复杂和互相联系的金融市场的伤害，最终将超过相对孤立的俄罗斯金融体系。毕竟，金融一体化和脆弱性之间的联系，正是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所带来的主要教训。

　　事实上，与在俄罗斯金融体系上存在巨大风险敞口的奥地利、法国和德国银行（它们用俄罗斯公司和个人的存款给俄罗斯借款人发放贷款）相比，雷曼只不过是一个小机构。因此，俄罗斯资产冻结对欧洲甚至世界金融市场将是灾难性的。

　　一战前的军备竞赛便伴随着同样的军事消极和对试验市场力量的热衷。1911年，老牌银行家雅各布·李泽尔（Jacob Riesser）所撰写的权威德国金融体系教科书警告说：“但是，敌人可能会通过突然集结债务索偿、无限量抛售我们的本国证券以及其他手段……努力营造恐慌，攫取德国的黄金。他们还可能采取手段扰乱我们的资本、账户和证券市场，威胁我们的信用和支付体系。”

　　政客们在1907年才领教了金融脆弱的潜在后果。当时他们面临着源自美国但给欧洲大陆造成严重后果的金融恐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大萧条的预演）。这一经验教导所有国家加强自身金融体系的恢复力以防止潜在风险，让它们知道攻击可能是对外交压力的灾难性反应。

　　这就是1911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关于控制摩洛哥的争论促使法国收回了投资于德国的2亿德国马克。但德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也成功地阻止了这一“袭击”。事实上，德国银行家骄傲地指出，这场信心危机对巴黎市场所形成的打击远远大于柏林和汉堡。

　　各国捍卫其金融体系的努力往往集中于加强银行监督，在许多情形下还包括扩大央行权力为国内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后来美国的金融改革争论便反映了这一点，一些美联储的创始人提出，金融与军事一样需要“储备”。

　　当时，金融改革措施背后的推动力是建立金融缓冲能让世界变得安全这一概念。但这一信念让负责改革的人信心爆棚，从而没有预见到很快便需要军事手段来保护经济了。金融军备竞赛非但没有成为战争的替代品，反而让战争更容易爆发了——今天的俄罗斯也很有可能如此。

　　（作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