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央银行的决策始终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近一个世纪以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曾将“绝不解释、绝不辩护”（Never explain, never excuse）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事法则。1931年，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厄内斯特?哈维（Sir Ernest Harvey）在接受麦克米伦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又称英国金融与产业委员会）质询时宣称：“至于那些对我们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委员会或许不完全同意）没有回应的必要。这种辩解，无异于让一位女士为她的贞洁辩护”。质询者为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传统中央银行家的傲慢与固执，可见一斑。

　　而在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来，中央银行故作神秘的姿态，不过是想让“自身的责任最小化，且威望最大化而已”。

　　最近几十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货币政策理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高通胀，使货币当局认识到强化通胀预期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论证了预期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并指出，中央银行通过与公众的良好沟通，传递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货币政策决策信息，不仅能够提高市场效率，还能够增强自身政策的可预测性，从而有效引导和管理公众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思想转变催生了政策层面的变革。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纷纷调整制度与政策，大力提高信息和决策的透明度，并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欧洲央行前任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2005年曾表示，“平心而论，公共沟通本就是货币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伯南克更是不遗余力地提高中央银行透明度，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反复强调公共沟通的重要性，“（更好的沟通）可以让家庭和企业更好地理解美联储决策以及其未来变化的逻辑，这将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008年以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促进危机后复苏的过程中，常规货币政策（主要是短期利率调整）失效，通过“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进行的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作用日渐突出。2013年，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耶伦（Janet L. Yellen）在演讲中用“革命”（Revolution）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中央银行沟通在当下的广泛应用，并指出，“公共沟通”（主要指“前瞻指引”）和量化宽松政策一起，已成为美联储在极端情形下最为倚重的两大非传统政策工具。当然，在耶伦看来，引发这一“革命”的动力，不在于技术和理论的创新，而在于中央银行理念的改变，即对当今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下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与途径，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