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拓展研究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打造学科特色,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
关键词:比较教育;使命;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宝存(1964- ),男,山东菏泽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拓展研究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打造学科特色,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
关 键 词:比较教育 使命 发展道路
一、大变革时代给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国际社会大变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社会的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目标,力图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为自己定位。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有利地位,纷纷把教育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二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正在进入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与建立在土地和人口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建立在资本和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信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技术和信息发展靠创新、靠人才,归根结底要靠教育。三是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机构都需要以全球性的竞争力作为策略上的目标,不论企业、大学、医院,等等。除非它能与同业中世界级的领导者并驾齐驱,否则不会有存活的希望,更不用说成功了”。[1]因此,世界各国都把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提升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作为战略目标。四是信息技术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2.中国社会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穷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实现了转型,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大变革和国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凸显的双重压力,既处于新的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总结的,“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我们审视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几乎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指向2020年这个被赋予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社会更大的变革,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国的崛起。
3.国际与中国教育大变革
国际社会大变革把教育推向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成为世界性的教育运动,而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则是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主旋律。与以前的局部改革不同,这是一场教育的全面改革,涉及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课程教学到管理体制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与以前阶段性的教育改革不同,这是一场长时期的教育改革,已经持续30年的教育改革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与国际社会的教育改革大势相一致,中国教育在经过“文革”后的恢复发展之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在新的世纪,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在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宣告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始,我国教育进入了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时期。
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为比较教育学科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动力,比较教育学科也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社会大变革给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已引发教育大变革。无论是当前的社会变革还是教育变革,在我国历史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国际社会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发展路径,这就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社会大变革和教育大变革也赋予比较教育研究更多的使命,给比较教育研究带来新的挑战,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道路选择。
二、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
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历史使命。
1.阐释教育规律
教育科学虽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当前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探讨教育规律,推进教育科学发展,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根本属性和重要职能。王英杰教授在《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是教育科学知识的源泉。”[2]无独有偶,约瑟·法乐尔(Joseph P. Farrell)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教育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有普遍的科学教育研究。”[3]教育科学知识源自人们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古今中外相关教育经验的总结。无论是理性思考还是经验总结,都离不开比较。“认识就是比较的认识,任何认识离不开比较”。[4]比较教育工作者通过比较研究,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异同,从而分析教育内外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阐释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推进教育科学知识的前沿。
2.总结教育经验
日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我国历史上既没有相应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把视野扩大到国际社会,研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政策措施、得失成败,研究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特别是针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如: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破解择校难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构建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办评分离等,在世界范围寻求相应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并根据我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肩负其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总结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区域教育创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改革试验提供咨询服务。
3.引领教育改革
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把引领教育发展与提供卓越的教学、推进知识前沿相并列,作为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他指出,大学应发挥其学术社团、思想中心和智力领袖的作用,研究教育问题,了解国家的教育需要,探讨教育发展的趋势,从而领导国家教育的发展,使教育走上理智发展的道路。比较教育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智库作用。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通过为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引领教育事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中,先后提供了数十篇研究咨询报告和数百万字的调查材料,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咨询服务。华东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功不可没,引领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海师范大学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调研和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引入教育教学过程,引领教育实践的改革。几十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先后把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布鲁纳、布鲁姆、根舍因、蒙台梭利、加德纳等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论、教育模式介绍到国内,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推广他们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挥着教育改革的示范效应。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肖甦教授等把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国化,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姜英敏副教授基于其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为北京市等开发出一系列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志成教授长年从事全纳教育研究,指导我国中小学的全纳教育改革实践;华南师范大学的强海燕教授把国外的浸入式教学模式引入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在全国各地开展浸入式外语教学的改革实验;中山大学的冯增俊教授在实验学校积极推进学校现代化实验以及综合英语教学实验;等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继续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做好“顶天、立地”工作,上为政府决策服务,下为教育改革实践服务,做中国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和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