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仙(1986- )，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英语世界书院研究；邓洪波(1961- )，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书院研究，长沙 410082

　　内容提要：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特色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书院日记教学法是记录学者每天的研究成果和读书心得，之后由教师面对面对学生日记进行考察与解疑。日记教学法将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结合起来，启发学生思维。在提倡学术自由的同时，又要求学生按规范高效益地学习。日记教学法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尊师重教的道德规范、宽松的学术自由环境、指导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高效有序的教学管理模式对现代大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 键 词：书院 日记教学法 现代大学教育 启示

　　标题注释：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英语世界书院研究的多视角考察”，项目编号：14C1199。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它起源于唐代私人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至宋代书院基本规制如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田等日趋完善，明清时期书院进一步发展，遍布除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高达七千所以上。[1]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帝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使之与国际教育接轨。书院作为现今大学的前身，对书院教学法的研究成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甚至影响到海外的文化教育事业。书院的日记教学法是记录学者每天的研究成果和读书心得，之后由教师面对面对学生日记进行考察与解疑。本文试图探讨古代书院日记教学法的发展与特色，及其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一、古代书院的日记教学法

　　早期的日记教学法，出现在宋代吕祖谦拟定的《丽泽书院·乾道五年规约》：“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2]具体方法是设立日记册、日记簿、日课簿等，用以记录考察诸生每日课业。生徒将课堂或读书遇到的疑难问题记录下来，之后相互讨论切磋。文天祥《兴国安湖书院记》有“置进学日记，令躬课其业，督以无怠”。[3]明代《白鹭洲书院馆规》规定“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工夫登簿内，或看经书若干，或读论、策、表若干，或看《通鉴》、《性理》若干，或看程墨及时艺若干，或看古文若干，各随意见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不忘之。本府将不时抽签稽查。”[4]这种以日记的方式登记课业，不定期抽查的形式，既能督促学生学习，又给予他们充分的学习自由。受顾炎武《日知录》的启发，清代书院更是广泛应用日记教学法。阮元的学海堂和诂经精舍就用“札记册子”的研究方法，成为各大书院学习榜样。书院“人置行事日记、读书笔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请院长评论，每月十三日院课”。[5]31其中上海龙门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成为实施日记教学法的典型范例。

　　上海龙门书院由道台丁日昌于同治四年(1865)倡办，最初目的是向太平天国运动后受西方文化冲击的上海宣扬传统儒学，兴书院以育人才。[6]龙门书院山长刘熙载《龙门书院课程六则》有“重躬行”、“勤读书”、“严日课”、“遵规矩”、“循礼仪”、“简出入”六则。第三条“严日课”曰[7]119：

　　诸生宜各置行事日记册读书日记册，于行事日记册内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按时定课……虽间有参差，总以绵密无间为主，每日课程及事为按候记于行事册，读书有心得有疑义按日记于《读书》册。所记宜实，毋伪，宜要，毋泛，不得托故不记。逢日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师有指授，必宜月良膺。每月课文一次，岁终甄别，以验所学之浅深而进退焉。

　　书院规定学生须有两个日记本：一本为行事日记册，另一本为读书日记册。行事日记每日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个时间记录。读书日记与行事日记一起每五天上交一次。呈递日记时，山长穿戴整齐，学生按次序站于山长前，当老师示意时，方可坐下。古代书院尊师重教的精神不言而喻。刘熙载要求弟子每日记载读书、行事，并亲自批阅。刘熙载弟子胡传之子、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对日记教学法给予高度评论[8]：

　　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

　　刘熙载与北宋大教育家胡瑗齐名，他的日记教学法是中国书院教育的宝贵遗产。因为他是江苏兴化人，所以日记教学法又被称为兴化教学法(兴化县教学方法)。[9]

　　江阴南菁书院始建于光绪八年(1882)，创办人为江苏学政黄体芳，书院建立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持。[10]由于江阴为当时江苏学政所在地，加上黄体芳的学术声望，南菁书院成为当时的省会书院。1884年，黄以周继张文虎之后主讲南菁书院，因为日记教学法在上海龙门书院过去20年间取得巨大成功，南菁书院也开始采用日记教学法。[11]通过日记教学法，学生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因此南菁书院始终只有讲学活动，没有在教室上课的形式。书院生徒除用日记记载个人活动和研究心得外，还须参与每月论文检查(月课)，按月分课策论、经解等文章，“每岁仲冬，例由观察(上海道)甄别”。[5]84文章水平决定学生明年是否继续能留校或拿奖学金。南菁书院的月课文章数量曾出现过一个短暂变化，1890年底由每月两篇变为每十天一篇。然而他们发现，如果一个月要求学生准备三篇文章，学生就没有时间来阅读和记日记，因此1898年文章数量又减少到一月两篇。[12]可见当时人们相当重视读书日记，并且不管如何变化，日记教学是必须保留的项目。

　　二、书院日记教学法的特色

　　日记教学法的采用，使书院在旧的灵魂中注入新的血肉，让作为教学机构的书院进一步发展活跃于文教事业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指出书院日记教学是与宋明理学“语录”教学法齐名的又一特色教学法。[13]美国丹尼森大学东亚研究院秦博理(Barry C.Keenan)教授也曾对书院日记教学法进行深入考察与亲身实践。他在自己教学中实施书院日记教学法，认为其既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又因为之后一对一的面授讨论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学相长，师生均受益匪浅。[14]这位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书院日记教学法的采用，引起国内外教育学者的关注。书院日记教学法在海内外引起的广泛影响，证明其本身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一，自主研修与教师面授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朱熹曾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耳，若中间三十分工夫，自用吃力去做，既有以喻之于始，又自勉于中，又其后得人商量是正之，则所益厚矣。”[15]朱子指明教师要将教学放在“示之于始”与“正之于终”上，即将教学重心放在引学生入门和答疑解惑上。日记教学法刚好符合这一特点。学生通过行事日记册规范自己每日的个人行为。读书日记册，要求学生每天将自己课堂所思考问题、所读书籍心得、新的研究成果全数记载下来。老师通过行事日记册与读书日记册来了解学生每日完成的功课。以龙门书院刘熙载山长为例，刘熙载十分重视学生的日记，对日记进行详细批阅，每隔五天与学生就日记内容交谈至深夜。讲评后，学生们又开始准备下一次的日记。这种教学方法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研修时间，又提供与老师解惑交流的机会，锻炼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

　　第二，检验学习与教学成果的有效手段。教师通过日记来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日记成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依据之一。学生也可以通过查看日记发现自己的不足与进步，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日记既是学生学习成果的反应，也是自我评价与教师评价的基础。日记可保留下来或者刊印成册，成为宝贵的学术财富。南菁书院早期课生赵椿年一直保存着南菁书院的日记，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甚至都引用过它。[16]南菁书院曾选取学生月课优秀之作刊印成文集，如《南菁讲舍文集》、《南菁札记》、《南菁文钞》等。这些月课论文的出现，是以学生学习日记为基础的。还有直接将日记刊印成书的，1896年，苏州学古堂书院就出版六册《学古堂日记》，里面记载的都是学生平日对经典的注释分析，经老师修改、精选后出版。[17]日记以高级教研成果的形式出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治学能力，后期又成为参考书与工具书，具有极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第三，培养良好和谐师生关系的催化剂。龙门书院山长刘熙载“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黜华崇实，祛惑存真”。[18]794他“与学子辨析辄至夜分，虽大寒暑，衣冠冲整，无惰容，历十余年如一日。”[19]刘熙载注重躬行，以诚待人，与学生面对面的探讨日记心得。同时，他还将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成教科书，名为《持志塾言》，进一步鼓励学生将读书心得用日记记录下来。这种平等的师生关系，有益于形成和谐的学习环境，培养深厚的师生情谊。与学生面谈日记内容，有助于教师自身的提高；学生主动与老师交流，学业会大有长进，如此循环，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学生在呈递日记时“诸生诣师长前，以次立，命之坐，以次坐”的规矩，又成为尊师重教的典范，不失为书院学习的一段佳话。[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