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达到高校与社会互动、教与学的互长、自然与人文共融的和谐状态，必须适时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调整。本文从大学治理结构的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总结出导致现实困境的三对主要关系：大学自主权力与政府管理权力的失衡、大学内部信息与社会信息环境的联系甚疏、大学学术权力与大学行政权力界限不清。提出了从优化高校自主办学、推动行政转向，加强校企合作、合理配置资源，倡导学术自由、多方民主治理等方面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策略。

　　关键词：大学治理结构 关系 利益相关者

　　从中世纪的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治理结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更迭，各国各大学的治理结构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差异。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大学治理结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当前面临着亟待完善的现实困境。

　　大学治理是指大学组织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管理之间的互动、适应过程，主要突出大学组织内外部行为的相关性，通过大学各个利益相关方追求自身目标的活动而实现其整体的最高效率。可以说，大学治理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学术共同体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要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恰恰就应从这几对关系着手。

　　一、我国大学治理结构面临的困境

　　推行大学治理的重要原因就是其精神指向是遵循大学的内在逻辑并与当今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相结合，能够对公众所期许的价值诉求进行合理维护和有力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民主，所以大学治理的推进是解决大学内部成员广泛参与大学决策问题的一剂良方。从当前的改革形势来看，面临的困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包括外部的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大学自主权力与政府管理权力的失衡

　　大学作为一种组织机构，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管理问题。新中国大学的历史尚短，加上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长期照搬了前苏联的模式，因此，虽然改革开放后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赋予了大学办学的自主权，但我国大学仍然缺乏必要的自主意识和能力，大学的原初意味淡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从大学的外部管理来看，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管理大学，并且对大学实行以行政命令和直接干预为主的管理，尤其是对高校领导的任命、专业课程设置的管控、招生规模的限定、财政拨款以及学费标准的核定等，大学已经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属品，高校自主办学的权限极其缺乏。虽然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地调整，但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学校的主要办学经费依然来源于政府的投入，政府依然控制着学校发展的命脉。政府部门既是教育政策的决定者，也是教育的管理者和评价者，学校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已经被这种模式深深剥夺，导致学校办学效率低下，使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大学学术权力与政府管理权力之间的失衡是大学治理面临的最主要困境之一，也是最难以变革的困境。

　　(二)大学内部信息与社会信息环境联系甚疏

　　大学主要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社会服务是通过学术成果来完成的，社会服务使学术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使学术与人更好地契合，使大学更加富有生命气息和活力。”[1]在科教兴国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主要力量，受社会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学已经走到了社会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一所大学的发展状态与当地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大学除了要传承知识、从事科学研究，还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有时大学与社会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例如，大学对学生的录取及学生对大学的选择，双方所了解的信息都比较有限；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程度还较低，大学管理还是较为封闭的，与其他社会组织很难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合作伙伴关系。另外，我国高校获得的企业资助、社会捐助等占其全部经费的比例还很低，美国公立大学的捐赠收入大约占大学总收入的5%左右，而我国只有2%，这说明我国大学与社会的密切程度有待提高。

　　(三)大学学术权力与大学行政权力界限不清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其自身的发展构成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存的二元治理结构。大学作为专门化和学术性的组织，其本源就在于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这是其存在的首要意义。但在我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界限并不清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常常交织在一起，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学术权力就是学校权力，学术权力就是学术管理，从而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虽然目前大学内部也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保障，其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大多是作为咨询机构而存在的，正常功能很难得到真正的发挥：大部分学术事务是由行政权力参与拍板的，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教授在学校各项事务管理中的话语权受到削弱，教授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也没有决策学术事务的全部权利。这些都背离了大学存在的根本原则。此外，高校教师处于学校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最底层，应得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体现，这种状况导致一些教师在业务上取得成就后不是继续执着于学术事业，而是把努力的目标对准行政岗位，形成了教授不教、学者不学的不良风气。因此，大学学术权力与大学行政权力之间的界限不清是大学内部治理难以达致良性循环的主要原因，而去行政化也成为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一个趋势。

　　二、我国大学治理结构问题的生成机理

　　(一)治理概念异化，主体角色冲突

　　治理的概念是在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中首先被提出来的，扩展到企业之外是出现在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当中。该报告认为，治理的定义就是在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以维护秩序，治理的概念被纳入学校管理研究的视域当中。我国大学治理遵循的是行政的逻辑，而非学术的自主逻辑；实施大学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并非大学自身。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处于主动地位并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高校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规划的接受者和执行者。在一定程度上，这体现出对“治理”概念理解的异化，将“运用权威”的主体归于在行政上有着绝对权威的主体，而大学则成为了治理的辅助者，甚至是对象。这种概念上的异化引起的治理主体间的角色冲突正是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主要原因。

　　(二)资源配置失衡，多边联系缺乏

　　大学作为一种公共性的非营利性组织，其自身就是利益相关者组织，所以大学治理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它给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彼此关系框架，包括政府、各种社会力量、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大学经费的来源已经不再单单只依靠政府的拨款，大学开始接受社会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培养方案、科研项目等方面开始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并且以当地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为导向。谢维和教授曾对此分析说：“办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办学科，而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说在高等教育相对封闭的时代，高校只是作为政府与社会的中介而不必自己操心如何适应社会时，高校可以比较单纯地进行学科建设。在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今天，完全和单纯以学科为本位恐怕就会出问题了，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这也就是说，应该更多地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高等学校的配置。”[2]由于我国高校和社会之间的隔离时间过长，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本应存在的互动关系在大学的管理中很难得到体现，政府仍然处于中心控制地位。而且政府与社会、大学三者之间也缺乏系统意识，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上不尽合理。总而言之，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校缺乏向社会寻求资源的主动性，而社会也缺乏同高校合作的主动性，致使大学与社会疏远的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三)利益机制不适，民主监督缺失

　　学术权力与中世纪的大学一同诞生，伯顿·R·克拉克教授曾指出：“专业的和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和独特的权力形式，它授予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支配他人的权力。”[3]大学的本质就在于学术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因此，学术权力是大学治理中最为基础的权力，而行政权力则主要体现为对办学治校和内外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大学内部形成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的权力结构，其中，学术权力是大学的起点权力，负责学术事务；行政权力是大学规模和功能扩大的派生产物，负责学术以外的行政事务，二者共同服务于大学职能的实现[4]。现实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经常产生冲突，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使学术人员处于大学的边缘，学术追求不再是大学的唯一追求，各种利益诱惑及其关系的维持成为大学的重心，大学以绩效、排名等为目标，利益的杠杆使行政权力钳制着学术权力。同时，长期的钳制使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的角色固着于已偏离化的身份角色，使其权利与义务意识淡薄。因此，这种利益主体间的权力配置冲突正是导致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界限不清的原因所在。